“桐城派”及其渊源

潘承详=0

“桐城派”及其渊源
吴孟复
什么是“桐城派”？它的渊源如何？过去讲的人很多，我认为吴敏树说最为得当。吴敏
树说：
今之所谓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望溪方先生之门人刘海
峰。又以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有光），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直以归、方续八家，刘氏嗣
之。

为什么说这段话最得当？这里要作些分析。
（1）他认为“桐城派”是一个“文派”，按我的理解说，它是一种文艺散文的流派，而不是
一个学派。因此，就不存在什么“义理、考据、词章”的问题。姚鼐生当乾隆中叶，考据盛行，
他曾想拜戴震为师，戴震没有收他，但在给他的信中，提出了“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结
合’”这个名论。戴震讲的本指治学方法而言；姚鼐将其解成宋学、汉学、文学、已非戴震原
意；曾国藩说姚鼐“一篇之中唯此尤竞竞”，硬把姚鼐说成反汉学，把“桐城文派”讲成“桐城
学派”，不仅不合事实，更混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造成研究上的困难。“桐城派”最后
一位大师姚仲实先生就说“古文家”“一异于义理家”，“二异于考据家”，“三异于政治家”，
“四异于小说家”（《文学研究法·范围》）。这段话是很有见解的。所以，对于“桐城派”，首
先要分清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要扫除旧说中许多纠葛不清的地方。
（2）吴敏树认为：“桐城文”是韩欧等“八家”的“古文”的延续。什么叫“古文”？李兆洛
说：“六经之文，班班俱存。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
目六朝之文为骈体。”朝廷的制诰，大臣的表章，官场的书启，也多为“骈四俪六”的文字。这
就是韩愈在《与冯宿论文书》中说的“俗下文字”。与这种“俗下文字”相对称的是“古文”。
“古文”一词亦即见于韩愈此书中。“四六”来源于六朝骈文，六朝骈文又源于东汉崔（瑗）、
蔡（邕）。故有人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自崔、蔡之文多用典故，堆砌词藻，如崔、蔡“言孝
必曾、闵”，说话夸大，已非事实；而骈文用语更多含糊。正如陆机在《文赋》中所说：“恒患意
不称物，文不尽意”。那末，六朝及唐直到清末、民初，朝廷上、官场上为什么一直沿用“四
六”骈文呢？原因就是由于那本是“官样文章”，实属假话，本无真情；而骈文恰能无中生有，
以假为真。脸上有麻子，“以玉冠之”，就“美”了。这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宫廷文学”、“庙
堂文学”总是以骈俪为主的缘故。自韩、柳到桐城派，主张散体，反对骈文，就是要用比较准
确的语言，力图文能达意。
但是，又应看到：“八代”之文还有“盛”的一面；韩、柳对“八代”虽有改革，也有继承。小
说、寓言、人物传记、山水记都是在六朝时发展起来的。韩、柳自己绝口不言“六朝”，然而，
实际上其文之妙处正自“六朝”来。姚鼐已认为柳宗元文“用《水经注》兴象”；吴德旋（宜兴
人，也是“桐城派”作者之一）亦认为柳宗元的《梓人传》等“未免小说气”；姚仲实、叔节两先
生又说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兰田丞厅壁题记》近乎小说；而陈寅恪先生更明白
地说出韩愈文章之妙皆自小说与变文来。我们也认为：不仅《毛颖传》是小说，《祭鳄鱼文》
也应与《送穷文》一样，属于寓言（来自六朝的《修竹弹芭蕉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六
一先生传》，继承六朝之痕迹亦甚明白。当然，这不是说他们模仿六朝，而是说对前人之长
有所借鉴与吸收。这样说，应该是合乎实际的。
我们认为：只有从这样的观点，才能理解韩、柳，也只有从这样的观点，才能理解“桐城
派”是怎样继承韩、柳的。“桐城派”对韩、柳的继承，主要是继承他们反对浮华的骈文，力求
用白描的、简洁的语言来抒情达意；同时，也继承了韩、柳的有继承有革新的精神。
（3）吴敏树认为“桐城派”的直接渊源是归有光。这比把归与王慎之、唐顺之、茅坤混为
一谈的见解高出一步。因为，归有光并不是简单地模唐仿宋，其真正源泉乃在于吸收了评
话、小说的描写方法，而创造性地运用之于散文。
归有光自己说他的文章是学《史记》的；但他评《史记》时却说：“太史公但至热闹处就
露出精神来了，如今人说平话者然，一拍手又说起，只管任意说去”；又云：“《史记》如二人
说话堂上，忽撞出一人来，即挽入在内”。由此可见，他是把《史记》写法与平话小说的表现
手法结合起来，从中悟出写作技巧。归有光所写多为社会中下层及一些孤儿寡妇的日常生
活。张士元说：“余尤喜其叙事诸文，虽世俗琐事，皆古雅可观⋯⋯读之使人喜者忽以悲，悲
者忽以喜，不自知其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已也。”（《震川文钞序》）。他用小说的白描手法与简
洁生动的语言，写出“小文章”。闻一多先生指出这种写法，给散文开辟了一个新境界。“桐
城派”对归有光的继承，正在于这种“小文章”。刘熙载说归有光“小文章好”，章太炎也说
“刘才甫（大）小文章好”，可见两者之间的渊源。
吴敏树还认为：“桐城派”始于方苞，盛于姚鼐。方苞处在明亡未久的时候。方氏一家
与明末的东林、复社关系极密（左光斗、方孔、方以智、方文、钱澄之皆是与东林、复社有
关的人），方苞父亲亦明末遗老，方苞兄弟是在遗老杜、张怡等人直接熏陶下成长的。特
别是在当时，讲理学、讲文学，首先都要讲气节，要严“夷夏之防”。方苞早年与李、戴名世
交好，应该是由于气类之同。彭绍升说：方苞“所书明季诸公逸事，发微阐幽，生气坌涌，尤
足使顽廉懦立也”（《望溪逸稿序》）。不难想象，如果不是文字狱的关系，方苞的文章内容，
应该是继复社、比《南山》的。事实上，桐城民间至今亦尚以方、戴并称为“桐城派”；就我们
看来，不仅戴名世，钱澄之亦当为“桐城派”之祖（章太炎先生、陈石遗先生亦曾有此看法）。
复社文人、明末遗老比较关心现实，文章较有内容；但在文理、语法上不甚讲求。方苞
说：“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从纯洁语体（见后）、严密语法来说，方苞
主张“气清词洁”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如果以气清词洁之文写较有社会内容的作品，那应
是很理想的。但是，清王朝一面提倡理学，一面大兴文字狱。“方戴两家书案”发生，桐城人
被株连的甚众，方苞亦因之下狱。戴名世既腰斩，《南山集》等成为禁书。文字狱使方苞及
后来的刘、姚等人􏣐􏣐危惧，谨小慎微。因而，桐城派只写一些“小文章”，就是势有必至的
了。
说到这里，我还想起一件事。方苞原与反程朱理学的李至好，方苞命自己长子以李
为师，可见方苞对颜李学派是赞同的。方苞出狱后，宰相张廷玉要保荐李，方苞曾力加
劝阻（以上见戴望《颜氏学记》），看来还是有意保持李的名节。然而，方苞后来又诋排颜
李。曾国藩说方、姚“未得宋儒之精密”，就我们看来，“未得宋儒精密”也许是好事。所以把
桐城派与程朱理学等同起来，也是未必恰当的。
原载《江淮论坛》1980 年第5 期，题为《试论“桐城派”的艺术特点》，节录第一部分。

潘承详=0

“桐城派”及其渊源
吴孟复
什么是“桐城派”？它的渊源如何？过去讲的人很多，我认为吴敏树说最为得当。吴敏
树说：
今之所谓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望溪方先生之门人刘海
峰。又以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有光），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直以归、方续八家，刘氏嗣
之。

为什么说这段话最得当？这里要作些分析。
（1）他认为“桐城派”是一个“文派”，按我的理解说，它是一种文艺散文的流派，而不是
一个学派。因此，就不存在什么“义理、考据、词章”的问题。姚鼐生当乾隆中叶，考据盛行，
他曾想拜戴震为师，戴震没有收他，但在给他的信中，提出了“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结
合’”这个名论。戴震讲的本指治学方法而言；姚鼐将其解成宋学、汉学、文学、已非戴震原
意；曾国藩说姚鼐“一篇之中唯此尤竞竞”，硬把姚鼐说成反汉学，把“桐城文派”讲成“桐城
学派”，不仅不合事实，更混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造成研究上的困难。“桐城派”最后
一位大师姚仲实先生就说“古文家”“一异于义理家”，“二异于考据家”，“三异于政治家”，
“四异于小说家”（《文学研究法·范围》）。这段话是很有见解的。所以，对于“桐城派”，首
先要分清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要扫除旧说中许多纠葛不清的地方。
（2）吴敏树认为：“桐城文”是韩欧等“八家”的“古文”的延续。什么叫“古文”？李兆洛
说：“六经之文，班班俱存。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
目六朝之文为骈体。”朝廷的制诰，大臣的表章，官场的书启，也多为“骈四俪六”的文字。这
就是韩愈在《与冯宿论文书》中说的“俗下文字”。与这种“俗下文字”相对称的是“古文”。
“古文”一词亦即见于韩愈此书中。“四六”来源于六朝骈文，六朝骈文又源于东汉崔（瑗）、
蔡（邕）。故有人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自崔、蔡之文多用典故，堆砌词藻，如崔、蔡“言孝
必曾、闵”，说话夸大，已非事实；而骈文用语更多含糊。正如陆机在《文赋》中所说：“恒患意
不称物，文不尽意”。那末，六朝及唐直到清末、民初，朝廷上、官场上为什么一直沿用“四
六”骈文呢？原因就是由于那本是“官样文章”，实属假话，本无真情；而骈文恰能无中生有，
以假为真。脸上有麻子，“以玉冠之”，就“美”了。这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宫廷文学”、“庙
堂文学”总是以骈俪为主的缘故。自韩、柳到桐城派，主张散体，反对骈文，就是要用比较准
确的语言，力图文能达意。
但是，又应看到：“八代”之文还有“盛”的一面；韩、柳对“八代”虽有改革，也有继承。小
说、寓言、人物传记、山水记都是在六朝时发展起来的。韩、柳自己绝口不言“六朝”，然而，
实际上其文之妙处正自“六朝”来。姚鼐已认为柳宗元文“用《水经注》兴象”；吴德旋（宜兴
人，也是“桐城派”作者之一）亦认为柳宗元的《梓人传》等“未免小说气”；姚仲实、叔节两先
生又说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兰田丞厅壁题记》近乎小说；而陈寅恪先生更明白
地说出韩愈文章之妙皆自小说与变文来。我们也认为：不仅《毛颖传》是小说，《祭鳄鱼文》
也应与《送穷文》一样，属于寓言（来自六朝的《修竹弹芭蕉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六
一先生传》，继承六朝之痕迹亦甚明白。当然，这不是说他们模仿六朝，而是说对前人之长
有所借鉴与吸收。这样说，应该是合乎实际的。
我们认为：只有从这样的观点，才能理解韩、柳，也只有从这样的观点，才能理解“桐城
派”是怎样继承韩、柳的。“桐城派”对韩、柳的继承，主要是继承他们反对浮华的骈文，力求
用白描的、简洁的语言来抒情达意；同时，也继承了韩、柳的有继承有革新的精神。
（3）吴敏树认为“桐城派”的直接渊源是归有光。这比把归与王慎之、唐顺之、茅坤混为
一谈的见解高出一步。因为，归有光并不是简单地模唐仿宋，其真正源泉乃在于吸收了评
话、小说的描写方法，而创造性地运用之于散文。
归有光自己说他的文章是学《史记》的；但他评《史记》时却说：“太史公但至热闹处就
露出精神来了，如今人说平话者然，一拍手又说起，只管任意说去”；又云：“《史记》如二人
说话堂上，忽撞出一人来，即挽入在内”。由此可见，他是把《史记》写法与平话小说的表现
手法结合起来，从中悟出写作技巧。归有光所写多为社会中下层及一些孤儿寡妇的日常生
活。张士元说：“余尤喜其叙事诸文，虽世俗琐事，皆古雅可观⋯⋯读之使人喜者忽以悲，悲
者忽以喜，不自知其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已也。”（《震川文钞序》）。他用小说的白描手法与简
洁生动的语言，写出“小文章”。闻一多先生指出这种写法，给散文开辟了一个新境界。“桐
城派”对归有光的继承，正在于这种“小文章”。刘熙载说归有光“小文章好”，章太炎也说
“刘才甫（大）小文章好”，可见两者之间的渊源。
吴敏树还认为：“桐城派”始于方苞，盛于姚鼐。方苞处在明亡未久的时候。方氏一家
与明末的东林、复社关系极密（左光斗、方孔、方以智、方文、钱澄之皆是与东林、复社有
关的人），方苞父亲亦明末遗老，方苞兄弟是在遗老杜、张怡等人直接熏陶下成长的。特
别是在当时，讲理学、讲文学，首先都要讲气节，要严“夷夏之防”。方苞早年与李、戴名世
交好，应该是由于气类之同。彭绍升说：方苞“所书明季诸公逸事，发微阐幽，生气坌涌，尤
足使顽廉懦立也”（《望溪逸稿序》）。不难想象，如果不是文字狱的关系，方苞的文章内容，
应该是继复社、比《南山》的。事实上，桐城民间至今亦尚以方、戴并称为“桐城派”；就我们
看来，不仅戴名世，钱澄之亦当为“桐城派”之祖（章太炎先生、陈石遗先生亦曾有此看法）。
复社文人、明末遗老比较关心现实，文章较有内容；但在文理、语法上不甚讲求。方苞
说：“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从纯洁语体（见后）、严密语法来说，方苞
主张“气清词洁”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如果以气清词洁之文写较有社会内容的作品，那应
是很理想的。但是，清王朝一面提倡理学，一面大兴文字狱。“方戴两家书案”发生，桐城人
被株连的甚众，方苞亦因之下狱。戴名世既腰斩，《南山集》等成为禁书。文字狱使方苞及
后来的刘、姚等人􏣐􏣐危惧，谨小慎微。因而，桐城派只写一些“小文章”，就是势有必至的
了。
说到这里，我还想起一件事。方苞原与反程朱理学的李至好，方苞命自己长子以李
为师，可见方苞对颜李学派是赞同的。方苞出狱后，宰相张廷玉要保荐李，方苞曾力加
劝阻（以上见戴望《颜氏学记》），看来还是有意保持李的名节。然而，方苞后来又诋排颜
李。曾国藩说方、姚“未得宋儒之精密”，就我们看来，“未得宋儒精密”也许是好事。所以把
桐城派与程朱理学等同起来，也是未必恰当的。
原载《江淮论坛》1980 年第5 期，题为《试论“桐城派”的艺术特点》，节录第一部分。

江淮之波

提读好文。

brightmoon

公正的讲,到目前还没有桐城文人真正的发扬光大桐城派.

 

不过,时代在进步,清时的桐城派所传承也不一定就适应现今的生活了.

［此帖子已被 brightmoon 在 2007-1-13 22:41:46 编辑过］

俺村俺最帅

顶！！！！

刘春

分析透彻！

有理有据！

好！！！

刘春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祝愿桐城派一路走好！

江淮之波

提读好文。

brightmoon

公正的讲,到目前还没有桐城文人真正的发扬光大桐城派.

 

不过,时代在进步,清时的桐城派所传承也不一定就适应现今的生活了.

［此帖子已被 brightmoon 在 2007-1-13 22:41:46 编辑过］

俺村俺最帅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