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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shennian · 发表于 2007-5-15 11:58:10

反歧视遭遇歧视-关于小偷村的后话

<DIV class=t_msgfont id=message27426>去年四月十七日晚，我偶然打开了上海东方电视卫视，主持人和嘉宾于海正就深圳某派出所打出的有歧视河南人之嫌的标语展开讨论，这个话题很吸引我，我就饶有兴趣地看了下去，但越看越不对劲，对话的基调好像并不是反歧视的，女主持人说话还比较克制，而那个身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于海说话则比较随意，充满了偏见。我当时很意外，因为移民加拿大这麽多年，已经习惯了这里的族群和谐，也知道在加拿大种族歧视要担负很大的罪名，对其他族裔的风俗、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不尊重往往导致官司缠身。于海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在公共媒体上随意发挥，有欠公正性，可能导致不良的社会后果。深圳某派出所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他们也已经道了歉，中国有句俗话“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法律证明一个人有罪，他理应接受法律的制裁，但不可以殃及无辜，例如他的家人、朋友、同乡和他的家乡，否则和封建社会的连坐、株连、灭九族有什麽不同？这也是文明社会所不能容忍的。第二天，我的情绪依然不能平息，就以《关于四月十七日晚上海东方卫视“地域歧视”对话观后的函》为题写了一封信，寄给了上海东方卫视党委，另外还分别抄送给复旦大学党委、复旦大学纪委和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党委，为了表明诚意，在信中我还附了自己的名片，以及自己主编的一本地域文化的书，希望他们以更宽容的心态对待来自各地区的人民和文化，相互尊重，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信的内容主要是批评了于海教授对这件事的基本态度，他似乎显得有些“幸灾乐祸”，而且“其言论实际上是给河南人伤口上撒把盐”。在谈及上海人时，他明显有些妄自尊大，处处把上海人和外地人对立起来。我对于海主持的台风也提出了批评，在反驳英国种族主义分子歧视亚裔妇女的对话中，显得过于轻佻，他说中国妇女有章子仪，除章子仪外还有女主持人，明显在吹捧主持人，而且这种说法对广大中国妇女也不够尊重。最后，我衷心希望于海本人“要多了解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和风俗，以真正的海派心态容纳多元文化，而不是处处培植仇恨和偏见”。

信发出后没多久，我收到了东方电视台的回信，对我的书表示感谢，书放在了阅览室供记者们学习，同时表示他们也会慎重对待我的意见。事后我反思自己也有不周到的地方，因为是观看电视后第二天就写的信，所以难免夹杂着一些情绪。另外我没有直接和当事人于海沟通，很可能加深了他的误解，给他的工作带来一些麻烦，这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到上海当面和他解释这件事，但此后工作繁忙国内国外跑，就把这事抛在了脑后。没想到这件渐渐被我淡忘的事今年风波再起，还是同样的话题，而且于海这次把矛头直接对准我的家乡安庆. 我一直自信地认为，在国外，作为一个中国人是自豪的；在国内，作为一个安庆人是自豪的。而且这两者相辅相成，爱国家必然爱家乡，爱家乡也必然导致爱国家，这是一个中国人最朴素的感情，对中国人来说，侮辱他的家乡无异是毁其根本，伤其自尊。我的家乡安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园林城市，也是近代开埠比较早的口岸城市，经济和文化一直良性发展，近年来民营经济发展迅速，比如枞阳商帮，控制了绍兴中国轻纺城百分之八十的棉布批发市场，以枞阳商人为主体成立的安徽商会，是轻纺城六大商会之一。所以，当一天早晨，身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我打开了电脑，看到了网上铺天盖地的“安庆、皖北、小偷村”时，简直目瞪口呆，我不知道记者有没有到过安庆，因为他首先把安庆方位弄错了，安庆在皖西南不在皖北，不能什麽事都赖在皖北，而且在安庆那麽多年我从未听过有“小偷村”一说。当我继续往下阅读时，更令我震惊了，因为先前被我得罪的于海从幕后出现了，他像一个道德审判官，不仅“对小偷有一种强烈的义愤”，还要质问对小偷没有义愤和羞耻的村民，“这是为什麽？”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于海在向我报复，他分明是在说谁叫你多管闲事，这次我就拿你的家乡开涮，使用的武器依然是地域歧视。发表于《新民周刊》的那篇文章是不值得辩驳的，文章处处模仿先前发表于该周刊的揭密阜阳乞丐村的报道，从语言风格到写作手法如出一辙，可以看作是它的姊妹篇，如果顺利的话，下面还会有连续的卖淫村卖血村爱滋村保姆村民工村造假村人贩子村等等，这是该周刊妖魔化安徽的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且没有任何风险，因为安徽人老实，不会像东北人那样动辄动拳头。该文在没有任何公安部门和法院结论的情况下，也没有区分是个别小偷、盗窃团伙还是家族小偷，就匆忙下出了早已策划好的“小偷村”的结论。在那位戴着有色眼镜的记者眼里，这里人人都好像是小偷，当看到枞阳有那么多楼房时，他马上想到这是用偷来的钱盖的；看到农民有人买私家车时，他马上想到这是用偷来的钱买的。因为他认为安徽人尤其是皖北人活该就是穷，富的话肯定来路不明。这样的霸道说法没有正义可言，纯朴的村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对小偷义愤填膺的话语成了这位记者妖魔化他们的证据。他们一开始就被置身于一个不利的位置，而任何为自己的辩护将使会他们更加不利，就如同我在《世界日报》读过的一个台湾女画家的故事，她在商场被人诬作小偷，双方对簿公堂，就在法院要做出对女画家有利的判决时，她还是选择了自杀，因为她承受不了摧毁她自尊的舆论压力。我通过网上网民公布的《新民周刊》电话，找到了作者杨江本人，我首先问他于海和这篇文章的关系，他坦率地告诉我是他们一起策划的。我又问这篇文章的消息来源，杨江说来自于《法制日报》的一个小报道，题目大意是皖南枞阳小山村发现盗窃团伙。我又问那为什麽在你笔下皖南枞阳小山村变成了皖北安庆市枞阳县，盗窃团伙变成了遍地开花的“小偷村”。杨江沉默了一会儿，说这篇文章的策划和定稿都是集体决定的，他个人负不了这个责任。我最后又问那你准不准备道歉？杨江说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要主编定，我自己是苏北人，我很理解安徽人对这篇文章的反应。接着，我有打电话给《新民周刊》丁主编，我首先进行了自我介绍，并把我与于海教授的过节告诉他，并指出这有可能导致于海不能公正地对待我的家乡。丁主编在电话中说，原来是这样，这是新情况，我要核实一下。我又指出这篇文章严重失实，故意模仿“宫小村”的叙述风格和叙述内容，明显地带有地域歧视。丁主编矢口否认，他说自己的家属也是安徽人，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当初和于海策划是把它当作一个社会学问题挖掘，并非新闻报道。我又说，在公安部门和人民法院没有做出结论之前，仅凭一个记者两三天道听途说的采访，那记者岂不可以替代公检法机关了？你们是不是去之前就已下好了结论，采访只是为了丰富写作素材？丁主编听了表示确实有不妥之处，应该要相信当地的公安部门，如果有了明确的侦破结论再写，社会负面影响可能要小得多。当通完所有的电话，多伦多已是深夜，我坐在床上，身心俱觉疲倦，后来我开始流泪了，为那块土地上朴实善良的人民，为他们的无妄之灾，为他们未经法律判决而获得的罪名.

汪军 2006年3月13日于加拿大多伦多摘自西祠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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