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的德育心理学思想 崔立中 刘丽娟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关键词 桐城派 首立德 德育心理 德育方法 摘 要 桐城派的德育心理学思想是其文化心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立德”心理为核心,且比较严整而系统。关于如何做人与作文,桐城派强调“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如何“立德”,桐城派主张“融德”、“恕德”、“俭德”、“养德”、“鉴德”;“立德”的具体方法,桐城派主张“立志”、“践行”、“慎染”、“慎独”以及“反求诸己”。 Key words: Tongcheng Party; To set one's virtue first; Psychology of moral education; Methods of moral education Abstract:The thought of psychology of Tongcheng Party moral education is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its thought of cultural psychology, With " set one's virtue " psychology as the core, and Quite in neat formation and system. About how to behave and Write articles, Tongcheng Party emphasizes " to set one's virtue first, next to set one's meritorious,then To expound one's ideas in writing”; About how to “ set one's virtue first”, Tongcheng Party have some specific methods as “Rongde”, “Shude”, “Jiande”, “Yangde” ,“Jian De”;Tongcheng Party claims “to aspire”“to”“to make good”“to be affected carefully”“to be alone carefully”and“ toseek the cause in oneself instead of somebody else”. 朗读 显桐城派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在它给我们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中,蕴涵着极其宝贵的文化心理学思想。其中不仅包括与其创作活动密切相关的文学心理学思想,也包括与其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教育心理学思想、人才心理学思想、管理心理学思想和军事心理学思想,而德育心理学思想则是其文学心理学思想和教育心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桐城派的德育心理学思想紧紧围绕着如何作文与做人而展开,其核心为“首立德”。 发掘桐城派的德育心理学思想,对于贯彻执行党中央“以德治国”的大政方针,弘扬民族文化,建设区域文化,增加地方经济的文化内涵,乃至推进心理学的本土化,都有重要意义。 一、桐城派德育心理学思想的核心----“首立德”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桐城派十分注重作文与做人的关系,并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重德观念,逐渐形成了“首立德”的明确思想。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强调文字之要,“气以充之”。将散文创作与作者的道德修养紧密联系起来,并用“气”来加以表述,这是桐城派重德观的特点之一。例如,姚鼐在《答翁学士书》中就曾写道:“文字者,犹人之言语也,有气以充之,则观其文也,虽百世而后,如立其人而与言于此。无气,则积字焉而已。”[1]卷六84姚鼐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气”,如同《孟子》中“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气,指的是品德与人格修养。在姚鼐等桐城派的学者们看来,写文章如同人的有声言语一样,字里行间充盈着人的道德精神,缺乏道德精神的文章,不过是一些文字的堆砌而已。能充分体现人的道德精神的文章,即使百年之后,人们读起来,仍能感受到作者的人格魅力,使你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其二,强调为学之要, “在于涵养”。既然文字之要“气以充之”,那么,怎样才能习得这种文字之要呢?桐城派的学者们主张,为学之要,在于作者品德与人格的修炼。例如,姚鼐在另一篇文章《答鲁宾之书》中就曾说过:“今足下为学之要,在于涵养而已。声华荣立之事,会不得奸乎其中,而宽以期乎岁月之久,其必有以异乎而达乎古也。”[2]在姚鼐等桐城派的学者们看来,做学问的关键是道德品质与人格的养成。因为“声华荣立之事”,是不容藏奸的。长期的品德与人格的修养,必然会形成自己文章的特色并“达乎古也”。 其三,强调言、德、功并重。如方东树在《复姚君书》中就论述道:“是故吾修之于身,而为人所取法莫如德;吾饬之于官,而为民所安赖者莫如功。若夫兴起人之善气,遏抑人之淫心,陶缙绅,藻天地,载德与功以风动天下,传之无穷,则莫如文。故古之立言者与功德并传不朽。”[3]再如,吴敏树在《与朱伯韩书》中以韩、欧阳为例论述道:“言古文者,必以韩、欧阳为归。然二公者其持身立朝行义风节何如哉?岂尝有分毫畏避流俗不以古人自处者哉?故得罪贬斥而不悔,……而文章之道,故有浩然盛大者焉。”[4]杜贵墀在《吴先生传》中也说:“尝言:人之于古,岂特效其文哉!必行谊无不与合而后吾文从焉”。故其为人“功名形势之地可借以收声实者不以自浼”,“生平辞受取与,竞竞严尺寸,不使其身一日居于可愧”。[5]显然,在这些学者的心中,都把人的品德与人格修养作为掌握文章之道的必要条件。 其四,强调“首立德”。桐城派的学者们由强调“言、德、功”并重到强调“首立德”,表明他们对品德与人格的重视程度较之过去又有了发展。例如管同就曾论述道:“古之所谓三不朽者,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夫苟能立功矣,言不出可也。……夫苟能立德矣,功不著亦可也,……由是言之,性命修于身,勋业皆其末迹也,而况于空言乎。”[6]29管同将古人所说的“三不朽”即德、功、言按其重要性层次化,认为人的品德修养最重要,应居“三不朽”之首位。管同还说:“士生于世,上之不能修孔、颜之德,次之不能建禹、皋、周、召之功,敝精疲神,作为文字,使爱者与俳优并畜,而憎者至以相訾詈,其亦可谓愚也夫,其亦可谓愚也夫!”[6]29在管同看来,修德为上,建功次之,抛开修德与建功而作空文章是不足取的。这就从另一个角度,再一次明确了管同以及其他桐城派学者,高度重视人的品德与人格修养的基本观点。当然,管同所谓建功的观点,是带有历史局限性的。 二、桐城派德育心理学思想的主要观点 桐城派的德育心理学思想是桐城派的学者们在其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探索以及教学实践和其它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桐城派的德育心理学思想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即如何作文与做人以及作文与做人的关系而展开,而如何作文与做人所涉及的品德修养等问题又往往与人格修养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桐城派的德育心理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融德观 融德观是桐城派德育心理学思想的基础。桐城派的学者们认为,文章反映着作者的品德与人格,而作者的品德与人格又不可避免地融入文章之中。这种融德观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表现出来。 其一,“道”“美”“善”相统一的观点。如姚鼐就曾明确提出“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并进而发展为 “道”“美”“善”的统一观。姚鼐说“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1] 卷六84。这种“道”“美”“善”统一的观点,近乎近代西方“真、善、美”相统一的观点。基于对“道”“美”“善”的追求,桐城派的学者们高度重视人的品德与人格修养,则是很自然的了。 其二,“善为诗者”“道德之养”的观点。如姚鼐还说,“古之善为诗者,不自命为诗人也。其胸中所蓄高矣,广矣,远矣,而偶发之于诗,则诗与之为高广且远焉”[1] 卷四50。在姚鼐等桐城派的学者们看来,诗为作者心理的外化,诗之“高、广、远”,均为作者胸中之“高、广、远”外化的结果。姚鼐还列举了历史上一系列著名的诗人,来说明作者的品德和人格与写诗的关系。认为“诗人”的称谓难以完整地概括其作为“君子”的品德与人格:“曹子建、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苏子瞻、黄鲁直之伦,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舍而仅谓之一诗人耳,此数君子岂所甘哉![1]卷四在桐城派的学者们看来,“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均为影响“诗人之工”的重要因素,没有上述的心理基础,是难以写出好诗的。 其三,圣贤之文“诚于中,形于外”的观点。这种观点与上文“胸中所蓄”之“高、广、远”“偶发于诗”的观点是一致的,并与当代刚刚兴起不久的文化心理学思潮“文化为心理的外化,心理为文化的内化”的观点比较接近。例如管同主张“六经语孟之文,卓绝千古,浑然如天之元气,而韩柳欧苏皆不及。由是言之,谓文必穷而后工,与所谓得手山川之助者,毕文士之文,非圣贤之文也。……夫所谓圣贤之文者,何也?诚于中也,形于外也,穷则见诸文也,而达则见诸政也。……若夫模山范水,第与子厚并驱争先,文士之文。”[7]管同在对“文士之文”与“圣贤之文”作比较时,也道出了诗文“穷而后工”、“诚于中,形于外”,即文化为心理的外化,心理为文化的内化的观点。 桐城派还认为,既然文与德密切联系,那么,德行和学业也必须联系起来同时予以重视。例如曾国藩就经常告诫弟子并提醒自己:“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湔除改徙之时,忧愧曷已!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8]。可见在桐城派学者的意识中,学业与德行或学习与德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