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楚 遗 韵 桐 城 歌 张志鸿
桐城歌是源于安徽桐城地方的一种韵文形式的民间文学,同时又是一种融词、曲、表演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桐城歌以其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在我国歌谣发展史上占据很重要位置。人们比喻它象山花一样芬芳、茶香一样清郁。
桐城是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有人类在此繁衍,生产、生活。据史志记载,夏、商、西周时期桐城属扬州,春秋战国时为桐国,先属楚,后属吴。秦朝分天下为四十部,桐城属九江郡。西汉时属庐郡,东汉时为龙舒侯国。三国时称舒地,初属魏,后属吴。隋代大业三年(607)改属同安郡。唐武德四年(621)年,改同安郡为舒州。天宝元年(742),复改为同安郡,至德二年(公园757年)改同安县为桐城县,“桐城”之名由此始。明清时期,这里成为我国重要的文化区域,艺术风气由来已久,自古就有歌谣之乡的美誉,桐城歌在明代已广为流传。历史上的桐城地处吴国与楚国的交界,有“吴头楚尾”之称,所以桐城歌带有吴楚遗留的音韵,是吴文化与楚文化的交融,具有十分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对桐城歌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将桐城歌收录进他的《明清民歌时调集-山歌卷》中。冯梦龙在《山歌叙》中指出:“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士家不道也。”他更指出:“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桐城歌在明代称之为“桐城时兴歌”,它来自民间,原汁原味,是俗曲之瑰宝,民间文学之奇葩。桐城歌不仅是延绵清代文坛二百余年的散文流派桐城派作家生长生活的人文土壤,也是黄梅戏形成和发展的孕育基因,是中国歌谣发展史上值得注视的文化现象,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 一、桐城歌天机自动,朴素浑成 桐城歌具有鲜明的率真自然的特点:一是真实,二是具有天然的韵味。“荷花爱藕藕爱莲,花儿香来藕儿甜。荷花爱藕丝缕缕,藕爱荷花朵朵鲜,朵朵鲜,人意相投共枕眠。”这首歌是劳动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直接焕发出来的心声,表现了他(她)们对真挚爱情的向往与追求。歌词朴素自然,文字干净,韵律和谐,优美流畅,从而准确形象地刻划了劳动民众的热烈而又细腻的感情。民间歌谣的创作与传播方式是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桐城歌善于借助生活环境中的事物用自然生动活泼的口头语言来形象地表达思想。正如民间文艺学家泰钟敬文先生指出:“民间歌谣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属于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部分。”桐城歌的歌唱以抒情为主,或扬或抑,或强或弱,或长或短,歌者情绪行进的波浪形式所产生的节奏,能给人一种快感,满足人们一种心理上的要求。例如:“太阳起山红满天,蒸蒸大地生紫烟。小田插得团团转,大田插得边到边。边到边,天大地方连成片。”这首歌是劳动人民在劳动中直接抒发出来的心声,表达了他们对劳动的态度,对生活的追求和对家乡的热爱。 二、桐城歌形式多样,韵律和谐 桐城歌主要艺术特色:一是七言五句式的体式;二是委婉凝练的语言;三是优美动听的曲调。正如学者张光亚云:“桐城民歌不仅曲调好听,文辞也很优美,是好音乐,也是好文学。”桐城歌音调铿锵,吐字清爽,韵律和谐,节奏明快,之所以产生如此好的音乐美,主要原因还是取决于“桐城五句型”的规整形体。如《素帕》在语言形式上,巧妙使用了双关的表现手法: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思)来竖也丝(思)。这般心思有谁知?通过这种形体字、词、句、段的运用,起到了强调感情、突出事物、贯通气势、协调音律的作用。桐城歌的音乐美,正如清代桐城先贤姚兴泉在他的《龙眠杂忆》中说的“调最高而音极响,扬抑疾徐,自然合节”,“实非寻常吟咏”。桐城歌因体式独具特色,语言优美,曲调和谐,博得学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加之刊布成帙,流传广泛,所以,《明代杂曲集》收载桐城歌25首,冯梦龙的《明清民歌时调集——山歌》收录桐城歌24首,《中国古代歌谣精品赏析》《中国古代民歌鉴赏辞典》、《情歌五唱——中国古代民间情歌选》、《中国情歌》等辞书均收录了桐城歌。 三、桐城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桐城歌类别分为传说、风土、时政、劳动、生活、情爱、仪式、事理、趣味、灯歌、儿歌等。早在明代以前桐城时兴歌(情歌)就流传于湖北黄梅一带和江浙吴语地区。以其独特的七言五句式体式、委婉凝练的语言、优美动听的曲调等艺术特色,广为传唱,乃至刊布成帙。不仅成为安徽歌谣盛行时期的主要本土歌谣,而且还影响到“湘、鄂、赣以及浙西地区”等更大空间,历史上形成了一种范围广泛的“桐城歌谣文化带”,对后来黄梅戏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基因性孕育与塑造作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当代著名学者徐元勇撰写的《流存于日本的我国古代俗曲乐谱》一文中,谈到“明清乐”(指我国明代和清代的俗曲)流传至日本并对日本传统音乐所产生的影响。据徐元勇教授查阅资料证实,至今仍有大量清代俗曲保存于日本各大图书馆,其中日本天保2年(1831)葛生斗远的《花月琴谱》;安政6年(1860)跋,明治14年(1878)翻刻本,镝木溪庵《清风雅谱》,又称“竹林遗响”,以长卷形式记写;明治17年(1885)聚奎堂书院本,高柳精一《洋峨乐谱-坤》;明治26年(1894)洋洋馆藏版,冲野竹亭著的《清乐曲谱》四本古书中均有清代的桐城歌工尺谱及歌谣资料留存。 桐城歌由于流布广泛,有着很强的文学与艺术性,对不少地域的民歌起到了“范本借鉴”的作用。从冯梦龙收录《山歌》中的吴中山歌,不难看出其借鉴了“桐城五句型”,而且歌词中出现了大量的桐城歌词汇和桐城方言。鄂西土家族的女儿会情歌,原多为四句子和穿号子结构,到明代冯梦龙《山歌》的问世,“桐城时兴歌”的五句式便打破了它以前的对称式律诗结构,女儿会情歌在原四句的基础上逐渐增补为五句,由此加重了语气、拓深了意境。桐城歌对早期的扬州清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桐城歌曲调至今仍为扬州清曲经常演唱的传统曲调。 桐城歌还具有对相关的人文学科的研究价值,生产劳动中指挥劳动和调节气氛的实用价值,交往的礼俗价值,民众生活伦理教化的教科书价值,节日与休闲的娱乐价值,而且对桐城文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清大学士张廷玉等人的《山中暮归闻樵歌》《棉花谣》等,都是直接源自民间歌谣而略加修饰润色的作品。历史文化名人方以智、钱澄之、刘大魁、方贞观、马苏臣等,也都喜用民歌节调,诗中多以“竹枝”、山歌言地方风俗、男女情爱。当然,桐城文人的作品不断涌现,“桐城派”绵延清代二百余年,对提升桐城歌的品位和流布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桐城歌传承有序、生机勃发 桐城歌伴随新中国的诞生,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在人民群众的共同创造下,在众多文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焕发了勃勃生机。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桐城文化馆刘凯为代表的一批群文工作者,搜集了大量的桐城歌原生态音乐资料,并进行了筛选整理。将活跃在庭院内外,田间地头,口口相传的民歌,经广泛整理、记谱填词,汇编成集,虽经“文化大革命”浩劫,仍有一百多首作品和资料得以珍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桐城文联叶濒同志为代表的数十位民间文艺工作者,深入乡村,搜集歌谣原始资料500余首,整理出版了《桐城歌谣》和《桐城传统儿歌三百首》。省文化厅和省民间文学集成办为此专门通报表彰,中国歌谣界权威人士也给予了热情鼓励。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桐城先后举办过六届桐城歌演唱会,并组织歌手参加省及安庆市民歌演唱大赛,把桐城歌从乡野搬上了表演的舞台。桐城市教育部门还把桐城歌编入乡土教材,从小学生抓起,培养他们对桐城歌的兴趣,也让他们从中受到优良传统教育和道德熏陶。2011年桐城歌之一的《哑谜歌》,荣登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赢得掌声喝彩。桐城市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桐城歌抢救保护工作,成立相关工作领导小组,拨付专项保护经费。2007年桐城歌申报为安徽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桐城歌又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桐城歌代表性传承人吴云芳;桐城六中桐城歌合唱队员100余人;桐城歌专业演出团队演员20余人;桐城歌业余歌手金淑兰、张小康、邓全翠、金宏兵、占萌、李琴、余艺等。 桐城歌对黄梅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从小就在家乡学唱桐城歌,黄梅戏花腔小调《新八折》就是由桐城歌的音调引入的,成为黄梅戏的一个常用曲牌。当代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尤其喜爱桐城歌,学唱桐城歌,从桐城歌中体味黄梅戏的“原生态”。桐城歌已成为黄梅戏专业演员必修课之一。通过普及传唱,已有一大批中小学生喜爱桐城歌、会唱桐城歌,从田间地头到中小学校,到处歌声悠扬,从而使桐城歌得到有效地传承和保护,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为更好地传承保护桐城歌,桐城市政府制定了桐城歌长期保护计划,由桐城市文化馆负责组织实施。保护计划第一步,就是要进一步全面深入细致地开展普查工作,更广泛更系统地搜集整理汇编原生态的桐城歌谣及曲谱,了解掌握桐城歌吟诵和歌唱的表演形式,并摸清桐城歌的起源发展和历史沿革;在普查基础上,建立健全桐城歌档案数据库;建设以桐城六中为主的中小学校桐城歌示范区;成立桐城歌研究会,探寻桐城歌历史变化和民俗活动的轨迹,以及它与黄梅戏、与吴中山歌等民间歌谣的内在联系;创建桐城歌网站,运用现代传媒,传播桐城歌,扩大其影响。 作者为桐城市文化馆馆长,副研究员。此文曾获“美丽中国与美丽非遗”第二届非遗论坛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