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牛湾到“汾河源头”
----晋陕八日游第二天
二O二O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一)
早上大巴迎着东方,向山上颠摇。回望西方,黄河西岸长条带状扩展的内蒙古黄土平原和黄河崖面,己经落在紫红色的晨光初照之中,而我们行走的东岸大部黄土地,仍落在稍暗的阴影,这是任何画面也无法代替现场大幅黄土高原晨光中明暗色差对比、让人不知是温暖还是感伤暖色调的黄土高原画面。细看南方,可见昨天去过的乾坤台边的塔楼。
上山。车后方那内蒙古一侧黄河岸边沙崖上方阳光中黄色的长条岭!
美国作家尼娜·麦克劳林在 “木匠手记”中说: “旅行会让我们离开熟知的世界,然后看到更多的东西。离开家之后,我们便很容易注意到影子、鸟、汽笛、天空变幻的颜色、某个房顶上的尖顶、通往河岸的下行台阶的模样;还有蹿到树上的松鼠的颜色……在家里,我们需要努力集中注意力,才能意识到这些,才能好好观察这个世界。”
是的,在家里,在我们长期工作环境,我们对大自然景色绝大部分时间会熟视无睹,除非季节更换景色突变那几天。
今天上午行程是,从偏关县老牛湾到宁武县“汾河源头”。高德地图计算出行程181公里,时间3小时11分。它标示路线大致行程是,先朝东南方向的下凹小弧线走五分之四路程;过神池县,再转向九十度朝西南方向,穿过凤凰一样瘦长的宁武县城,走剩下的五分之一路程,到达宁武县东寨镇。
7:14,看到山口太阳。大巴到山岗上,先是在南北走向的山岗东侧朝南前行。我的座位在大巴左侧窗边,正好看到东方的上凹黄土平原。初冬西北的太阳与天空,正在构建大面积辉煌一片。
大巴车长时间走在山岗上。西方远景上的内蒙古土地上,有轻烟一样粉白晨雾。
我看到了路边的一个烽火台。
7:20,公路仍在山岗的东侧。山岗上有人工种植两米高年青松树林,树根周围都围有一米直径左右半尺高半圆石砌。
太阳在东方天空燃烧似的带着一片大火般的光亮,无法正视。
7:24,马路右侧岩石层上的一片人工松林树杆被朝阳照亮。
你会感叹人的生命短暂。
马路一直走在山岗上,一会走到西侧,一会走到东侧,分享两侧大地上早上金色的阳光照耀的黄土高原。
东面雾气中朝阳的光辉,被车窗玻璃上凝结的水气做了光放大。
路边出现一片白色土垛。现在手机测得海拔1440米。
马路边又有三角形白色土垛被照亮。
你感觉到你的生命还活着。
我听着手机内存的印度尼西亚巽它古典音乐。音乐悠悠荡荡,大巴车也在山岗悠悠荡荡。凹下去的山隙,如巨型面包之间的缝。
现在海拔1370米。右边长面包山丘。
又见烽火台。
7:38,海拔1380米。西面阳光,枯草色大地。
现在,不时出现台阶状梯田,白亮的高压电塔,阳光灿烂中的黑白条色相间的山岗。
7:46,下到山谷。再见烽火台。小山谷对面崖面,三层白色台阶。一点点水的小河。
穿过庄王2号隧道。
大家都睡着了。我一直看着窗外陌生新鲜荒凉黄土高原,处在高度的亢奋状态。
大地的诗篇,这是我的读不完的天书。
不时地擦拭干净不断冷凝雾气的窗玻璃。
7:56,迎着东方一片光亮。出现居民区,大巴加油。
8:08,这儿看到部分山岗上有更小株人工种植的台阶分布的小树。后来在网上才知道,这是蚂蚁网站组织全国网友捐一元钱造的树木。
我忽然有一创意,以组织更大规模的绿化捐款:将黄土高原各个山头每一小块评估十年种树的费用,可以将这一片风景拍到网上,组织自愿者捐款,并且设立石牌标示捐款人彩色陶瓷照片和个人简介,捐款者每年都可以在网上观看这一片林地成长的状态。过去中国历史捐钱买官职,现代中国为什么老百姓不能捐钱买林地的名字呢?
从加油站再出发后,导游小朱又开始为大家讲述山西的故事。
小朱说:历史上偏头关和宁武关,地方太穷,山路太长,游牧民族很少从这里进攻。而雁门关,才是游牧民族总想打穿的中原门户,那里总有大型防卫体系。
小朱说:山西人念叨最多的近现代山西官员只有三个:阎锡山,民国时在全国率先实现全省小学义务教育;耿烟波,太原大同官员;胡服国,做成了引黄入晋工程。
小朱说:唐代李世民是山西长大。山西是纯高粱做成汾酒。醋是碱性的。
太阳到山岗上方,悬空照亮着大地。大巴向东行驶。海拔1370米。
现在右侧山坡一直有种树。这些土地上本来有树,只是人为的破坏了森林。
现在土坡是长面包,V字体水沟。土坡上有水汽,阳光。
8:47,大地平地上切入了长长地平展的凹陷。凹陷右边低低长岗上有水气,有阳光,很美。凹进去平地上,是大片的成片枯干玉米杆。
凹陷右边低低长岗,真是柔软柔和曲线的大地景观。它迎着阳光美的长龙。它一直离公路约二三公里远。
过宁武县城。这城外不宽汾河只有黑色浅河底。
从县城宁武走出后,大巴在离右侧长长不高山脉的山脚不远公路上慢行。路在山的南边。
上午10:40,大巴车到达“汾河之源”公园外停车场。
(二)
斯图尔特说:“自然作家,不管他们是科学家还是诗人,让我们意识到单靠生物学或者想象力都不能阐明美国林狼的呼唤、暴风雨中山上野草的摇动、在深海中巡游的生物、一只画眉鸟甜美的歌唱。但这两个学科联手,也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强大的透镜。”
我是半调子科学家,同时又是半调子写作爱好者,但愿如斯图尔特所说,为您带来有一点不同的视角。
黄土高原共四十万平方公里,山西省面积共15.67平方公里。
这两个半天的晋西北公路上的行程,使我对山西黄土高原的荒凉干燥少树、大部分地表接近黄土裸色、甚至是无树的地貌,印象极深。
然而,当我阅读杨茂林先生主编的2014年出版的150万字的《山西文明史》时,却极为震惊的了解到:偏关县至雁门关一带,在明朝初年还完全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地区,偏头关对面的内蒙古也是草木茂盛——全是明朝在这里戍边垦荒和有意地纵火烧毁、砍伐森林,才使这一地区变成了目前这样黄土高原的荒原地貌……
这部“山西文明史”书上说:
“明朝是山西省森林植被受到摧毁性破坏的时期,明代中叶‘土木之变’后尤其如此。山西北部雁门关、偏关之间的长城一带,山势高险,林木茂密。明初视其为北部边疆的第二道天然藩篱,可是只维持了一百多年,就受到极大破坏。其中主要原因是:(1)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后,为了抵御蒙古人的南下进犯,沿长城大修边防工程,戍边屯垦,九边重镇中山西就有大同、太原两重镇,仅太原镇就开垦荒田330多万亩,雁门关周围一带森林植被被大片毁坏。宣德七年(1432),镇守山西都督佥事李谦言:‘偏头关外地邻黄河,缘边境冲要之处,草木茂盛,或有寇盗往来,难以瞭望,请如大同、宣府例,至冬初发兵烧荒。’(2)明代在北京大造宫殿、王府,明成祖及以后十三代帝王陵寝所用名木大多采自雁北的森林。(3)明正统、天顺年间(1436-1464),鉴于‘土木之变’后的边防局势,明廷将‘烧荒’政策制度化,规定边关守将每年出塞三五百里纵火焚烧,烧荒哨探,以便‘胡马无水草可恃’,百里内无草木障眼,致使‘延烧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数里如扫’,造成长城外杀虎口、偏头关一带森林植被遭到巨大破坏,许多原本草木茂盛的边塞变成荒地。(4)明中叶后,京师的达官贵族、边地驻军将士及本地商民群起砍伐,售卖谋利。仅贩卖到北京的木材,每年不下百十余万株。大约又过了百年,这一带树木基本上被伐空。距离京师较远的吕梁山也未能幸免,其森林除主峰关帝山外所剩无几,恒山森林覆盖率由元末的20%下降到明末的5%。五台山700余里的茂密森林,经明中叶大肆砍伐,到万历年间已成牛马场了,而此时,五台山系的森林覆盖率由元末明初的50%下降到10%。
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使得水土流失严重,生态失去平衡,自然灾害频发,汾河不断决溢改道。明初山西北部雁门、偏关一带本是山势高峻、林木茂密的原始森林区,‘大者合抱于云,小者密如篦梳’,‘虎豹内藏,人鲜径行,骑不能入’。明政府为了抵御蒙元势力的侵扰,在长城沿线设置了9个军事重镇,大力实行军屯,农田开垦的规模空前。山西位于万里长城内侧,‘九边’之中又占其二,因之屯田便首当其冲。明统治者‘督责副参、游守等宫。分率部伍,躬耕境土,凡山麓肥饶之地,听其自行采择’。据成化《山西通志》统计,当时山西镇各卫所屯田已达1654885亩。明中叶后,社会上掀起一股乱采滥伐的狂潮,地处腹地的山西受害尤深,森林植被的破坏,使得明清以来山西大面积旱灾越来越频发。北京的达宫贵人、边城驻防将士、当地居民都群起砍伐,‘百家成聚,干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山西境内干旱发生频率渐增,西汉至隋(156-618)平均47年一次,唐至南宋景帝五年(618 -1264),平均34年一次;元至元二年到至正末年(1265-1368),平均7.4年一次;明洪武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368-1644),平均2.5年一次。由此可见明代山西的‘十年九旱’是人为破坏自然生态的结果。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明代以来山西植被损坏致使水土流失加重,河流泥沙大增,导致了灾害的频发和河道的改徙。据不完全统计,汾河在明代宣德、正统、弘洽、嘉靖、隆庆、万历、崇祯年间共发生水灾13次。汾河在东西二线上往复变化,有时则劫夺其他河的河道形成新的河道。”P1135
这个明朝,可真的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受柏扬先生的史学观点影响,对明朝绝无好感,总觉得这个明朝既可嫌,又可怜。
这大部头的《山西文明史》,在书开始的部分,有一段很出彩地综述山西在中国历史上特色和作用。尤其是它指出地球气候巨变,尤其在干旱造成的生存压力下,游牧民族从山西不断冲击中原汉族。它说:
“山西区域文明的发生、发展范围与特定的自然地理区域、地方行政(军事)区域大致上是契合的。山西区域文明是指在我国黄河中游和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地带的特定地区发生、发展的文明现象。由于东有太行山做天然屏障,西、南以黄河为天堑,北抵长城脚下,接壤大漠戈壁,山西自古被称为‘地形完固’‘表里河山’,再加上气候温和,温度和水分条件适配,大部分地区有发展农业的适宜条件,所以在中国内部就逐步产生并形成了一个地理环境范围、社会文化区域、地方行政(军事)管理相契合的特征显著的区域文明。这一文明历史表明,在远古时期,山西气候温暖湿润,植被广袤,适宜人类生存,尤其是到石器时代晚期,处在黄河中下游的晋南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尤其适宜作物的生长和人类的生活。黄土高原和黄河中下游黄土冲积的平原土壤疏松,在生产工具简单、铁器还未运用的情况下,易于清除天然植被和开垦耕种,是当时自然环境最优越的地方。同时,山西地区物产丰富,在经济上具备了农业社会生产、生活所需的所有资源,如粮、棉、丝、盐、铁、煤、马、木材等,历史传说中的尧都、舜都和禹都,都出现在山西的西南地区,绝不是偶然的。文明历史也表明,由于地理上凭山控水、据高负险的位置,以及政治上与历代首都邻近的原因,山西成为中国历代王朝行政(军事)管理的重镇。秦汉至隋唐,王朝的首都主要在西安、洛阳等地,五代以后各朝的首都主要在开封、北京等地,山西始终处于首都的邻近地区,这种离首都近、对京畿安全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政治地理位置是全国其他省份所没有的。所以,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注重在山西地区进行政治军事建设,不仅屯驻重兵、储粮备边,而且委任重臣、强化管理。所以,当中央政权稳固强大时,这里是保国安民的战略要地;而当中央政权衰弱崩溃时,这里便成为掌握兵权的将军割据一方的重要据点。特别是山西直面北方草原,成为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的必经之地,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错冲突和交流,就演绎出了中华民族融合与认同的壮丽诗篇。
山西区域文明是在这一特定地区产生、发展起来的文明,其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式一直受到地理环境的显著影响。总体上看,距今8000年至3000年间,山西基本处于‘仰韶温暖期’;大约从3000年前开始,山西地区出现了气温下降的趋势并一直持续到现代,而其间又穿插着若干次以世纪为期的气温回升和复降的过程。由于温暖时期越来越短,温暖程度越来越弱,而寒冷时期则越来越长,强度也逐步增大,所以不仅引起了动植物地域分布的变化,而且影响了区域文明的发展。史前时期,人类社会还处在较原始状态,生产力低下,对环境的依赖非常明显;进入文明时期,由于有严密的组织和高度的智慧,人们便逐渐具备了适应自然,甚至改造环境的巨大能力,但在农业生产为主的情况下,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依赖仍然十分突出。近代蒙文通曾率先对古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变迁进行研究,认为古代黄河流域河湖密布,气候适宜,盛产竹子和水稻,‘正有似今江南地带,则古时北方气候之温和适宜,必远非今之荒凉干亢者比矣’,并指出气候恶化是黄河流域人民在西周末年大量南迁的原因之一。从山西的历史情况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环境变动会引起农业生产的变化,如旱灾、洪灾、涝灾等,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影响人民生活;而天然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不少地区变成了荒山、荒坡和沙丘,也加剧了自然环境波动的程度和频率。
同时,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山西始终处在中部农耕生产方式和北部游牧生产方式交互影响的地带。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一样,也是深受地理环境影响的文明形态,它不仅在经济上与农耕文明有较强的互补性,而且其流动特征也深刻地影响了农耕文明,使山西这一地区成为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发生关系的重要场所。这种民族融合、互动受到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特别表现在生态环境恶化引起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危机,直接使游牧民族南下进入汉族地区,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战争冲突。通过考察区域文明发展和气候变化的关系,可以发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和平相处的时期以温暖气候为主,而相互冲突时则常常以寒冷气候为主,其中最寒冷的时期也是二者对抗最激烈的时期。一般来说,北方游牧民族对草原的依赖性很强,所以,温暖的气候和相应的生存条件使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日益强大,人口逐渐增多,一旦气候转冷,北方草场就会大面积枯死沙化,其生存条件便迅速恶化,民族本身的生存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演变成为南下入侵的主要动因,从而引起了战争和地区动荡。山西地区历史上发生的战争与动荡,多数是北方少数民族进入这一地区引起的;他们也多次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甚至统治了整个中华大地。换句话说,北方地区每次气候变迁都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每次气候转冷都会促使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不仅打破了农耕文明的稳定状态,而且带入了新的文明因素,直接推动了这一区域民族互动与融合的进程,也直接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程。”P0013
只有通过旅游和书写游记,我才能够读进去平时总是读不进去的地方历史书籍和文献。这次旅行后,我才通过阅读,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山西省的一点点历史和地理知识。
《中国影像方志》偏关县专集中说,偏关县现在有古长城长达250公里。战国时期,偏关县就纳入了赵国的领地。《中国影像方志》宁武县专集中说,宁武关在明末被李自成攻陷,从而使李自成的部队获得了进军北京的机会。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了周遇吉这位明末著名的将领。
吴砺
2020.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