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人民有所思》

吴砺

                                                                                                      《故国人民有所思》

翻阅《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陈徒手著.

一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3.5（2023.11重印）

首先我列出来这本书的目录：

“目录

序言邵燕祥

俞平伯：1954.年的抵制和转弯

马寅初在北大的苦涩旧事

陈垣校长入党前后波澜

冯友兰：哲学斗争的个人挣扎史

汤用彤：五十年代的思想病

贺麟：转型时代的落魄和转机

周培源：坚辞背后的酸辛诉说

傅鹰：中右标兵的悲情

文件中的王瑶

蔡旭：大跃进“小麦王”的苦恼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

后记”

这本书邵燕祥写的序言让人印象深刻，我摘录几段：

“北大党委1958年把傅鹰、游国恩等列入“不服输，依然翘尾巴，须严打”之列。“继续烧他们，把他们的尾巴烧得夹起来，特别是要剥夺他们在群众中的思想影响”。” P005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到全国中文系协作组会议上叫好助威，认为学生向王瑶、游国恩开火，局面打开了，对全国学术界都是一件大事，将写入文学史：“保持对立面有好处，像王瑶、游国恩不服气很好，正好继续批判⋯••整风经验证明，经过群众批判，什么问题都能搞深刻。”在这里，周扬跟康生一样，并没有多少新创意，只是在传经学舌，连“保持对立面”云云，也是从毛泽东新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趸来的。如果追溯得更远，那么毛泽东20世纪 40年代在延安整风报告中，批判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两大知识门类上，是“比

较地最无知识的”一语，实在具有“元典”的意义，他后来的名言“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以及“书读得愈多愈益”都是缘此思路而来。”P004

“附带说一句，北大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因反有派斗争期间领导不力，1958年初调离。

所谓“领导不力”，实指他“钓鱼”不力，在鸣放阶段疏于组织，致使教授、副教授一级“放毒”放得不够，后来其继任者叫各个总支清查重点人物的反动言论，凑不够数，徒呼负负；虽又补划右派若干人，还是深感遗憾，指责江有右的方向错误。至于江校长当时是由于政治上右倾，没有切实贯彻“引蛇出洞”的策略，还是由于“五一九”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顾了学生这头，漏了先生那头，今天就说不清了。”P007

“50年代初期，执政党和新政权都处在革命胜利后的上升期，社会上从上到下唯觉是尊，高校中党团员的革命意志是与政治优越感共生的。他们格外容易接受从“粪土当年方户侯”到“粪士”校中的“旧教授”，在最初一轮批判老教师的运动中，承上启下，带动刚刚入学的新生们，一起冲锋陷阵，那些老教师、名教授纷纷应声败下阵来。这些党团员所以底气十足，除了组织上有上级党支持鼓励外，思想上则是无保留地信赖党的“政治正确””P009

“这本书，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11位教授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缩影了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悲剧的一幕。郁达夫曾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一个民族没有杰出的人物是可悲的，有了杰出的人物而不知爱惜，更是可悲的。我们老是感叹中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项的精英；如果我们的政治文化机制没有从根本上改弦易辙，一旦有了获得诺贝尔奖的精英，岂不也还是难免像他们的前辈一样遭受歧视、打击、践踏、摧残、迫害吗？”P013

这一段序言中，我十分吃惊地看到，五七年北大书记因为“引蛇出洞”不给力，抓到北大教授可以治罪的言论不够多而被调离。

这序言最后一段，让我想起了，我们现在中国网络上最近几年，中国各个行业的稍有一点点名气的人，几乎所有所谓的“名人”被网络上中国几个著名的二流子的网红爆打，全部“歼灭”了他们的名声和荣誉——这带来的影响，让所有的人都夹着尾巴做人，低调做人。

也许这一二十年，未来考古学家会惊讶地发现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所有领域都是没有杰出人才的名字留下的“无名氏时代”。江山依旧在，世上无“名人”。

匆匆大致翻了一下这本只有18万字的小册子，我还想还摘录几处印象较深的段落：

“到了1958年“双反”运动时，北大及经济系党组织挑中马寅初为经济界批判重点人物，学术思想批判小组里自称“青年战斗员”的年轻人依靠集体力量，分工阅读马寅初的著作与讲义，准备日后与马面对面进行讨论和批判。结果，青年人阅读之后大大地壮胆，发现原来被人们看作是“庞然大物”的马寅初不过是一个牢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知识少得可怜”的人，便觉得可以鼓起勇气向马及其别的权威教授开起火来。北大党委当年的批判报告中一涉及马寅初，就时常充斥着这种嘲讽、不屑的语气，对学术出身的本校校长的学识如此不敬在北大史上也属罕见。

后来连中共高层人士也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马寅初的轻视态度，康生1958年6月5日在政治理论教育工作会议上就轻易地说道：“马寅初的理论无非就是团团转，还把北大弄得团团转。”他以山东俗话“人手”来反驳马寅初的“人口论”，因为“牛马狗都有口，但没有手，只有人才有手”。他由此推论说：“马寅初只见口，不见手，这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P033

“1959年3月起，受市场紧张的波及，北大的食堂大锅使用情况告急。北大原有20口大锅，但三分之三是坏的，都是补了不少补丁，其中有七至八口随时都有掉底的危险，几千人吃饭就会受到严E

重影响。9月开学后，学生、教职员工又得增加5000人，计划再开辟两个食堂，需新添八口大锅。陆平原任铁道部副部长，他为此事回铁道部奔跑多次，央求旧部属为北大救急。他又跑到市委找主管生产的常务副市长万里帮忙，恳请在工业系统内部突击解决。但是就是这么一大圈的折腾，最终陆平只是无奈地借到一口小锅。（见

1959年3月8日市高校党委办公室《部分高等学校对日用工业品需要的情況》）为了几口炒菜锅，人脉资源如此丰富的陆平尚且这样，书生气十足、不识中共内部运作的马寅初更会一筹莫展了，可能最多找一找相识的陈云帮忙。大锅尚未解决，学生又反映由于灯泡不能及时得到补充，八个学生住一间的宿舍，不少已由两盏灯减一盏灯。北大在全校范围内又缺饭碗1万个，总务人员多次跑到市场上去看，发现只存有少量高级细碗，贵的七至八角才能买到一个，最便宜的小碗也得有一角四分钱，但因体积太小也不便于学生使用，货源也不充足。学生对此发了很多牢骚，陆平他们又得开始新的一圈恳求。

1959年4月大米供应紧缺，市面上出现波动。各高校党委遵从上级指示，开始紧急布置相应工作安排，譬如要求全体党员不许抢购大米，在家中自觉地少吃大米，及时了解群众反映，并在此问题上保守国家机密。这样的活动工作量大，机密性强，掌握分寸很重要，说话口径也颇有难度。这样的事情让经济学家马寅初去操作，一定是嗫嗎不止，万般苦恼。

这就是马寅初当年所面对的历史特定情景，他上不了火热的前台，只能菱缩在历史暗处安顿自己不安的心境。后来的人们只熟悉他在学术领域的那份坚忍和骨气，他在北大苦涩的旧事所蕴涵的困顿和难堪同样值得我们去记取。” P055

“整个哲学系共处理了36名右派，但多是青年学生。在29名老教授中，仅仅划了一个张岱年为有派，而且还不是头号人物，战绩微小，让后任的校党委成员们追悔莫及。陆平和反右班子曾经分析说，冯友兰他们从斗争中学到了经验，看形势办事，斗一斗，就缩一缩，因而不易抓到他们右派的证据。心理专业教授桑灿南在6月7日刚露了一点攻击肃反的苗头，第二天一听“六八”社论发表，便不再讲了。

党委常委、人事处处长伊敏曾在全系党员大会上披露，学校曾经暗地里搜集过哲学系几个老教授的材料，但在党委会逐个研究时，终究觉得他们暴露不够，材料不足，未能成划右派的硬性根据。这只能柽江隆基当初领导鸣放太差，决心不大，动手不狠，一念之差，被动地造成荒废战机的全校性错误。

北大校方在划右派阶段出手过于凶狠，处理之重在北京高校闻名，令人闻之色变。从伊敏的发言材料中看出，反右派斗争中北大共划有派705人，其中学生591人，占全校参加运动学生总人数的7.7%，其他高等学校学生右派一般占4%左右。当时全校划右派人数最多的单位，如物四班达 23%，数四二班达32%。哲学系学生右倾比例在全校也是比较高的单位之一。（见1966年1月16日《北大哲学系党员于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21 期伊敏发言）”P091

“农学系掌握实权的党员副主任姜秉权跟系里青年团员教师说：“他们改造起来很难，就是改造了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他们除了错误的观点外，就没有什么技术。批判后说是从头学起，和一个学生差不多，改造他们又费劲，不如培养新的。”” P 197。

这本书的主人公大多数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基本上都寿终正寝，这绝对已经是那个年代的幸运之人了。这些教授性格上多是比较温和的能屈能忍的人，是愿顺着时尚语言学讲话的，所以在惊涛骇浪中基本平安度过罕见的一小撮知识分子。

从摘录的片段来看，到1959年，整个北京大学要添加8口煮饭的大锅，竟然动用高层各方力量，才弄到了一口小锅——这离1949年已经十年过去了，这就是以整人为目的的时代可怜可悲的后果。

吴砺

2024.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