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传：商业帝国200年》

吴砺

                           

                                                         《太古传：商业帝国200年》

翻阅《太古传：商业帝国200年》/ （英）罗伯特·毕可思著；郑植，苏喜枝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3

我让AI从英文书名直接翻译出来的名字是《驶向中国：太古洋行及其世界，1816-1980》，显然这个名字更符合书中的内容，只是不符合网络上这个时代的中文读者心理需求。

我得诚实地说，我在图书馆看到这本书之前，完全不知道太古洋行。只是一个英国家族公司可以和以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作为自己商业帝国中心近二百年，这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和引起了我很大的好奇心，因为这两百年的中国一直是高度动荡和变化的世界，怎么能在这样中国巨变大海的惊涛骇浪中行驶两百年还没有沉船，这几乎是不可能和我无法想象完成任务啊。这家英国家族企业一定有无与伦比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了解才能做到啊——我好像还没有听说中国过去二百年还有大的家族企业幸存下来。

这近54万字的著作，我是断断续续的看了一半后，后半段仅仅是用一小时翻了一下。诚实地说，我只看到了这个企业大致的发展过程，但是我并没有得到我读书前想要知道的清淅和完整的答案。

我还是从百度词条上得到更简洁的公司介绍：

太古集团 - 百度百科

这个词条介绍了这个公司发展历程和基本特点。这词条应该太古集团自己写的。

我从这本书了解上海和香港过去一百多年发展历史粗略图像，还有这样一个时期外国人进入中国社会所要经历的困难、风险和怎样解决问题。

这本书无疑是一幅生动有趣的外国资本家如何和中国这个古老帝国打交道的一百多年的历史画卷，一幅文字描绘的近现代的香港、上海和中国长江流域近两百年历史的“清明上河图”。

看这样的书真的很花时间精力，与我想写的游记式散文关联并不大，可是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有时会占上风，忍不住要看这类的书籍。

这本书看到了过去一百多年没有见过的中国摄影照片。书中让我最吃惊的一段文字就是关于约翰·森姆尔·施怀雅的这一段评论：

“值得指出的是，约翰·森姆尔-施怀雅实际上对中国并不感头趣，他对这个国家所知甚少。当然，这一结论不影响对他的评价（几乎算不上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而且实际上，他对于自己曾耗费光阴生活和工作过的其他国家一样所知甚少。这并不是他的强项，弄懂中国以及如何在那里工作是别人——他的特派员和代理人的事情，他们只需要拿着他提供的工具不断去开发就是。他本人写给唐景星的信从文化上来说对于中国一窍不通，中国不过是个做生意的地方，将他和朋友的利益、业务和资本结合在一起，跟利物浦还有格里诺克的子公司关联。他是一个来自英格兰西北部的商人，这个城市比其他任何城市都更希望利用英帝国的势力和全球影响力，所以他的企业自然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纽约、新奥尔良、墨尔本，然后才是中国和日本。约翰•森姆尔•施怀雅的天赋是坚持、善于把握机遇、交友广阔、说服力强以及对人和时代的耐心。这位祖师爷还有一点十分突出：主导着整个公司，而且将来还会以最合适某个当下的某种方式——主导他参加过的所有会议和讨论。”

我想：这或许就是太古公司在中国成功关键之一：“弄懂中国以及如何在那里工作是别人——他的特派员和代理人的事情，他们只需要拿着他提供的工具不断去开发就是。”他只是授权让别人按照适合当地要求去做，这样公司的世界各地分公司就有巨大的自适应能力。

我注意到施怀雅家族的座右铭“求真务实”，这让我想起邓小平先生主导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为什么这么快实现中国大陆的经济上腾飞。

我摘录书中的专家对这本书的评论及部分我关心的话题，我想我写这篇文章只是引起读者对这本书的兴趣。

吴砺

2024.10.19

附：《太古传：商业帝国200年》摘录：

没有人能像毕可思那样记录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历史。在《太古传：商业帝国200年》中，作者讲述了一个在跨越两个世纪的动荡背景下发生的传奇故事：一家来自利物浦的家族企业何以成就亚洲商业的一部分，书中对家族、商业帝国和各种关系纵横交错的叙述，引人人胜。

——高马可 (John M. Carroll) ,

香港大学历史学教授，

著有《帝国夹缝中的香港：华人精英与英国殖民者》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这是一家英国大公司在亚洲的故事，但又远不止于此—本书还全面讲述了太古商业帝国如何从白手起家做到如日中天，之后重整旗鼓再出发的故事。毕可思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和引用大量史料，且其中大部分属于首次公开。作者讲述的是，施怀雅家族如何渡过战争难关，并在经历中国内战之后生存下来，太古集团如何在亚洲创建新的贸易渠道和商业网络，同时其商业版图和布局又反哺其亚洲业务的故事。施怀雅家族富有传奇和冒险色彩的创业历程，成为英国与亚洲关系史进入跌宕起伏新篇章的重大标志，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

——拉纳 • 米特（Rana Mitter），

著有《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

(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太古家族起源于西方，且世代经商，他们如何在亚洲站稳脚跟，并且在两个多世纪的风雨中走向繁菜？现代中国历经战争和革命的洗礼，而后走向改革开放的大道，作为一家富有开拓精神的家族企业，施怀雅家族如何在这段岁月中涅槃重生？毕可思妙笔生花，将太古洋行的峥嵘岁月娓娓道来。作为一本权威的商业史专著，本书集众多文体之长，读起来有小说的畅快感。本书用戏剧般的精彩笔墨，描写了当时全球各大商业帝国冲突与竞争的故事，讲述了商业活动如何影响当今世界以及各项制度；并且向读者展示出，如何通过商业这面多棱镜，欣赏中国的迷人历史。对如今有兴趣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及其外交关系的人士以及在华从商人士来说，这本书能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值得一读。

——柯伟林（Wiliiam C.Kirby），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资深杰出成就讲座教授

毕可思通过对施怀雅家族档案前所未有的深入研究和引人入胜的叙事手法，讲述了这家公司在近代中国动荡的两个世纪里幸存下来的故事。国家崛起，帝国兴亡，太古公司这艘航船在风暴中航行。这是一部杰作，出自通晓中英两国历史和国情的顶尖史家之手。

——裴士锋（Stephen R. Platt），

耶鲁大学中国史博士，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历史教授，著有《天国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帝国幕色》（Imperial Twilight）

我要讲述的，是一段英国在亚洲的历史（广泛意义上的英国），同时也是一段亚洲在英国的历史（广泛意义上的亚洲）。虽然亚洲在英国的痕迹没那么明显，但遍布整个不列颠群岛。一旦开始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你就会发现，也许太古集团一位退了休的经理刚好就住在你家附近；也许20世纪某位虔诚的教友曾经在武汉主持教会；也许一位在福州生活了40多年的品茶师，每次休假都会到附近游历。如果进一步探寻，你还会发现，那家不顾勃朗特家族反对、坚持生产羊毛制品的霍沃斯地方工厂，生产出的产品由上海和横滨的商行经销；利物浦一家装瓶厂装好“开瓶有益”的烈性黑啤酒，卖给了澳大利亚人。

太古集团在香港招募的中国海员在不用跑船的时候，就住在利物浦默西河岸同一城市的旅馆里。当时，克莱德河、泰恩河流域的港口和贝尔法斯特的造船厂造了几十艘船，在中国长江和沿海地区，还有连接亚洲和澳大利亚的航线上为太古集团效力。数以千计的英国海员都曾在这些船只或太古集团旗下的其他船只上服役。克莱德赛德的报刊上，能看到有关报道称，一些移民组成的“职工开拓团”在香港太古集团旗下的糖厂工作。太古集团的文员和船长退休后，可能会借用公司英国化的中文名称，把自己的家改名为“Cathay”（国泰）或“Taikoo”（太古），还会用他们在中国买的小玩意儿来装饰。当年太古集团好几位经理买的中国古董，如今还能在当地博物馆中找到。英国萨里郡某个小村庄里，有位上了年纪的女士，自幼跟随父亲去了中国，后来嫁给太古集团某职员，再后来成了寡妇。这位老太太曾向一位小说家谈起她在中国

60年的生活，如今这本由作家整理的回忆录可以在二手用品店找到。德文郡有一位以自然为题材写作的作家（其创作灵感取材于他姐姐最著名的文学作品，等于间接提升了他自己的名气），文章篇幅除了描写黄蜂、蚂蚁、蝴蛛和蛇的生活习性之外，还穿插了这位作者多年前为了品尝太古糖而在中国流浪的故事。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在本书开篇用的是假想式场景。我希望通过这种别出心裁的叙事手法展现太古集团在2020年的香港有多大的影响力（本来我可以选择其他城市，作为本书开篇故事场景发生所在地）。然而，本书的重点并非探讨这家英国人主导的跨国企业在当今世界的经营细节。虽然读者可以从本书一窥太古集团的发展史，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本书并非商业史专著。我感兴趣的是太古的开拓精神，能屈能伸的韧劲，此外还有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太古集团何以将基业延续到今天。与通常意义上的商业史不同的是，本书将重点刻画太古集团及历史背景，同时重点讲述集团有关人物的生平故事。单单一家企业的发展历程和经验，如何让我们更好地理解19世纪和20世纪的亚洲史，理解现代世界的地缘联系，理解差异较大的两个地域—英国和亚洲发生交集的前因后果，让白金汉宫和赤鱲角以及金钟从此走上命运交织的未来。P008

18世纪，利物浦人口迅速增长，1801—1831年间又增长了一倍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贫穷的移民带来的（正如骚塞所说，他们就像生活在另一座城市，因大多数人都居住在“地下室”）；这个繁荣的小镇也吸引了商人和运输商，他们渴望在飞速发展的贸易中分得一杯羹。

这些蜂拥而至的商人中间，有一个来自西约克郡哈利法克斯的商人家庭，即后来太古家族的理查德•施怀雅（Richard Swire）、他的堂弟约翰•施怀雅（John Swire），之后约翰的父亲森姆尔也来到这里。1816年，约翰•施怀雅（1793—1847年）已经在利物浦牢牢扎根。当时的一本贸易目录列出了他的地址：库珀街9号，靠近市中心的海关大楼，职业是商人。同年5月的一份记录显示，约翰•施怀雅是来自费城的一批从事树皮贸易的收货人。这是用约翰之名命名的公司——即太古集团有确凿证据可寻的最早记录。【20J

施怀雅家族有10个孩子，约翰•施怀雅是最大的一个，于1793年出生在哈利法克斯。约翰的父亲森姆尔是商人，但是生意好景不长，于1808年破产（而森姆尔自己的父亲、约翰的祖父在1795年也经历了破产）。施怀雅家族起源于约克郡北部的科嫩利，自18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当地最杰出的家族，其中资格较老的家族分支仍然拥有礼堂和庄园〔21，资格年轻的家族分支则过得艰难。约翰•施怀雅应该是在父亲破产后为他的堂兄理查德工作而来到利物浦的。这位堂兄理查德至少从

1800年起就活跃于该镇，但1810年也宣布破产。当时出现破产这种财务问题并不罕见，因为对英国商人而言，那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英国同法国爆发战争，1812—1815年又与美国起了商业和军事冲突，还有随之而来的环境动荡。但他们的创伤并没有因此而减轻，突然陷人困境的“刺痛”将成为几十年后约翰•施怀雅的伤痛和记忆。P020

1839年，清政府被鸦片贸易带来的腐败、毒瘾和民风堕落所激怒，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贸易。林则徐到了广州，严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库存鸦片，并将他们扣押在广州，直至对方就范。

律劳卑勋爵威廉•约翰的继任者将自己的人（以及他的官职和英国政府本身）列人清廷的扣押名单，这样伦敦就有了开战的理由：因为英国的官方代表被中国人扣押了。

为了稳住开战的决定，威廉•渣甸和其他人匆忙赶回国游说，并提出一项军事战略。利物浦则对这场冲突充满热情。接下来三年里，两个国家断断续续的冲突让清朝官员意识到，他们需要与对手达成某种妥协。1842年8月29日，清朝和英国代表在停泊在于南京长江上的一艘英国军舰签订《南京条约》——清朝开放五个港口为通商口岸，与英国开展贸易，外国人可在通商口岸居住，将前一年英国占领的香港岛割让给英国王室，提供高额赔款，并允许英国自己制定关税征收标准。P025

最早的记录没有提到施怀雅父子公司的中国员工，尤其是买办。即使能找到普雷斯顿•布鲁尔那名已经携款潜逃的买办，也几乎不可能继续留用，但新办公室（接管了普雷斯顿•布鲁尔的家用物品和办公家具，并搬到新的地方）需要一位具有专业知识和人脉的买办来负责相关事务。除了雷米迪斯之外，目前该公司在上海和横滨办事处的所有工作人员当中，都没有人在中国或日本有一手经商经验。他们对中日两国语言一无所知，对其文化或商业实践知之甚少，也没有直接手段来获取或跟踪市场，抑或是其他情报。施怀雅父子公司在进入新的贸易世界时一直高度依赖琼记洋行——正如施怀雅在1869年所说，琼记洋行是公司的“教父”，但他们需要在中国安排自己的耳目，帮助调停业务，融人中国市场。

126］

所有公司都是如此。对外商至关重要的中间人物在英语中被称为comprador”（中文指“买办”，字面意思是“采购员”）。［27］这样的本土合作者当然并非中国独有，但他们是中外贸易结构中的特色所在，正因为买办发挥了作用，因此被人们铭记。当时广州旧贸易体系已经发展出由持牌翻译（“通事”）、供应商和领水员组成的复杂人员结构。外商在广州开展贸易，需要与清朝当局指定的中国商人组成的垄断集团进行，许多人的活动与外国商人密切相关，以至于有些企业的大部分业务有着非常明显的跨国合作特点。128］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则开创了新的贸易体制，由于前往新开放的港口做生意的外国商人与当地没有什么人脉关系，因此广州贸易体系中的角色也随之发生变化，买办由此诞生。“买办”这个词语有多种含义，在英语中可以是特指船舶事务长、供应代理人或担任中国职员经理的人，但最重要的还是指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

在外国商人经营的公司里，买办负责处理与中国合作商的所有业务。随着实践的发展，买办的诚信由其他中国商人或已经有所成就的买办的资金担保（通过存放房地产契约或现金）。比如，普雷斯顿•布鲁尔的买办就得到这位买办两位来自广东香山的同乡的支持（他们也可能是亲戚关系）。

买办在工作中有可能会承担一些高级职责。首先，买办通常负责公司所有中国员工的招聘和考核。其次，除了买办及其办公室工作人员，跟外国公司打交道的中国商人可能永远不会跟其他任何人往来。所以，从传话人这一角色来看，买办代表的是公司。再次，买办本身就是商人或投资者。外界通常对买办的活动分开理解（尽管这种分工是模糊的）。买办从事贸易，投资房地产、船舶或外国商人设立的新企业，不是购买相关资产，就是进行投资活动。买办的资本之所以受到欢迎，原因在于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人脉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很多公司名义上是外资企业，但实际上资金来源非常复杂，是多元途径混合融资的结果，而且这些资金往往是在买办的建议下筹集的。

买办这一形象在近代中国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被描绘成外国资本家的雇工，一条“走狗”，点头哈腰，屈从于帝国主义。在当时，“买办”一词大大扩展，涵盖了上海中外交际圈的整个地区。在通商口岸时代，上海被批评者视为“买办城市”，而其他中国人对其更是充满敌意，他们把买办视为可笑的人物、贪婪的暴发户和叛徒，认为他们通过模仿外国的做法和习俗、与外国人交往和学习外语来贬低自己和国家。儒家对商人的蔑视（商人在社会和道德层面上低于所有其他社会阶层），因为这些人与外国势力的联系而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实际上，在中国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先贤祠中，买办本来就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买办或来自买办阶层的人处于新兴商业活动、城市发展、社会、文化或慈善事业的核心。他们做的更多的事情是创办报纸、建立医院和学校，并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改善社会各方面，或帮助中国决策层应对外国侵略。20世纪，中国商界的杰出人物几乎都出身买办或者曾担任过类似的职位，最少在一到两家外国公司工作过，然后才发展出自己独立的业务。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买办一家几代人都为个别外国公司办事，包括太古洋行。

在外国观察家看来，中国和外国对买办的依赖很早就成了问题。这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跟一些相关人员的性格和行为有关；其次，买办对外国贸易商的实践产生了影响。1867年，英国驻上海领事抱怨说，这些人“毫无个性和财产，完全沉溺于最恶劣的商业赌博”。

原因其实很明显—新的贸易体系仍然处于发展阶段，而法律法规远远滞后于商业实践，导致很多公司担保不足，且在繁荣时期，外商需要来自华人的协助，就很有可能放纵不具备相关资质的从业者进人这个行业。1866年普雷斯顿•布鲁尔面临的问题对于外国各公司来说非个案，因许多买办欺诈案件都在法庭上曝了光。陈阿丰违约潜逃，在外国公司的集体记忆中久久挥之不去。【30］但英国商人的欺诈和违约事件也让法院忙得不可开交，而且这个问题在未来几十年里反复上演。琼记洋行在上海的合伙人乔治•迪克斯韦尔（George Dixwell）在1868年写道：“我们应该不断努力，摆脱对中国员工的依赖。”但他“不认同将中国员工扫地出门是可取的办法”。赫德家族可以获得佣金，但会“永远” 失去这种体系带来的“保证和安全”，同时也失去学习中国语言并更好地了解他们所在国家的文化的动力。

赫德家族雇佣了两名美国人并对他们进行汉语培训，这在任何一家外国贸易公司可能都是头一遭。但两人学成之后，不知道该给他们分配什么工作。【31］相反，买办及其下属员工会在后来数十年中与外商一起成就那段历史。外国公司牺牲了效率和稳定的收益比例，以换取在中国做生意的便利，结果就是，他们在中国经营几十年后，依然完全是局外人。

［32］

1867年的约翰•森姆尔•施怀雅无疑也是这样的角色。他在上海创业依靠的是自己在利物浦的人脉，如仍然谨慎的奥古斯丁•赫德以及威廉•朗、詹姆斯•亨利•斯科特和理查德•诺曼•纽比的斡旋与公司的声誉。但毫无疑问，从一开始，公司便需要雇佣买办来帮助打理生意。1877年，一位被上海外国人称为“卓子和”的中国人作为施怀雅公司的买办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根据零散的线索，他担任这个职位一直到1892年。不过，这家公司确实有中文名称，也可以说有中国的身份——“太古”（普通话拼做“Taigu”，另外，Tai-koo或Taikoo也都翻译为中文的“太古”），这个词也出现在公司的英文名称中，此后一直沿用至今。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伟大而古老”，但起源无确凿证据可考。公司第一支广告中的地址为“太古元行”（Tai-Koo Yuen Hong），很可能是太古洋行的音译，位于吠礼查洋行旧址（Fletcher & Co，也被称作老吠礼喳 “Lao Fulicha”，老喔非里喳 “Lauo Felecha” 或 “Olo Feleecha"，即旧的（或以前的）弗菜彻公司。“行”这个名字充满了雄心壮志，尽管它并不能真正反映施怀雅家族在中国市场作为新来者的性质。P059

现在合伙人只剩下约翰•森姆尔•施怀雅和威廉•赫德逊 • 施怀雅，尽管担当大任的是哥哥，公司的战略方向和基调实际上也由哥哥决定，档案中几乎找不到弟弟的影子，但显然约翰•森姆尔•施怀雅无法独自经营这家成长中的企业。（38］另一方面——尽管巴特菲尔德的利益由他以前的职员接管，同时以雷德曼和霍尔特的名义继续为太古提供中国和日本的精纺产品，（30］但施怀雅与巴特菲尔德的分道扬镳是关乎品格和信任的问题，也就是说，跟合适的人选合作至关重要。施怀雅家族在错综复杂的利物浦人脉世界里做生意，上海有来自汕头或福州以及广东其他地方的商人，与利物浦也有类似的联系。或者正如阿尔弗雷德•霍尔特所说—“由朋友和亲戚织成的纽带”。与公司合作的商人—洛里默、罗马、基利克、马伍德、普雷斯顿、布鲁尔以及公司内部的人员构成都是如此，这些纽带既有专业层面的因素，也有家庭亲戚关系的因素。如果深人调查这些人及其家族的背景，就会发现他们与印度、澳大利亚、美洲以及整个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不同行业的公司有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联系。他们通过邻居、教会或商业伙伴彼此熟识；他们在俱乐部、共济会会所、民兵或狩猎领域打成一片；他们彼此的姐妹和表兄弟姐妹通婚，雇佣彼此的儿子、兄弟和姻亲。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建立利物浦的世界，既扎根于默西河，又延伸到孟买、墨尔本和上海，甚至美洲和欧洲别的国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意识到这是一个利物浦的世界，并力此感到自豪。P061

1870年底，太古洋行香港办事处成立并开始运作。他们请来的买办叫吴野（Wu Ye），有赫德家族买办莫仕扬（Mo Shiyang）的背书。莫仕扬是香港的“有钱人”，也是“资历最老的买办之一”，所以他的名

声就如同他为吴野提供的经济担保一样可靠。吴野曾在赫德家族担任了四年的助理买办，此前在英国驻澳门领事馆也担任过类似职位。与莫仕扬一样，他也来自与澳门接壞的香山县，和担保人莫仕扬保持着密切关系，对鸦片共同的爱好也使他们的业务联系更加顺畅。长期以来，吸食鸦片是中国精英阶层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当外国商人相互请客吃饭，在家中举办私人宴会，或在更正式的场合或俱乐部聚餐见面时，帮他们办事的中国商人就在家里、餐馆或茶馆一起喝茶或抽烟。［53］

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港也逐渐变得比以往更重要，我们需要了解它的地形和特点。可以说，香港既算得上是，但实际上又不是中国的通商口岸。作为英国实行殖民统治的地方，它在中国的法律地位与其他外国机构完全不同。正因为如此，英国政府在当地设立了全面的行政机构，并由英国另一个政府部门——殖民地部——从伦敦对香港进行监管。

香港岛本身很小，东西最宽处绵延约14.5千米，南北最宽约6.4千米，岛上有6座主峰环绕，其中最高的一座是太平山，海拔近600米。太平山是香港的标志性景点，一位导游说：“很少有人第一次来香港会对这里的美景不以为意。”P067

朗确实曾前往香港，负责太古洋行在中国的事务，但他在南方闷热潮湿的环境中坚持了六个月，还是回了上海，让斯科特代替他。1872年5月，一位从伦敦招募的茶商亨利•罗伯特 •史密斯（Henry RobertSmith）在沿海茶叶贸易中心福州开设了另一家办事处，此人是诺丁汉郡教区牧师的儿子。到那一年，上海有九名英国和葡萄牙员工，香港有七名，日本有三名，香港还有一群“庞大”的中国员工。对于任何在中国新成立的公司来说，这都是相当迅速的扩张，但未来还会有更多员工加人，而且很快就会到来。

太古洋行在中国扎下牢固的根基，但与主导市场的巨头相比，比如旗昌洋行、怡和洋行和琼记洋行等，它仍然是一条小鱼。这些巨头的多元化业务涵盖代理业务、航运、保险、制造业和其他风险投资。即便如此，太古洋行还是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且它还有雄心壮志待实现。P069

长久以来，约翰•森姆尔•施怀雅一直在考虑进入中国的航运业，因为中国内河航运的商机实在诱人。正如我们所见，他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就研究了它的可行性，并在1869年做了细致的市场调查。显然，调查结果让他很满意，于是他慢慢着手为可能开设的航运业务建了一些基础设施，并暗示霍尔特兄弟加人他的行列。太古洋行无法在中国单独开展航运业务，这样的风险投资需要资金、经验丰富且人脉广泛的中国中介机构以及业务水平卓越且可靠的航运经理；需要财产和土地，当然还有船只。更重要的是，它需要公司迅速在现有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

这些都是挑战，但到1873年，施怀雅拥有了这一切，甚至取得更好的成绩，因为他有本事厚着脸皮做事，这种特质在太古轮船公司的创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年4月，太古旗下的第一艘船就驶离上海，进人“汉口和各港口”。P070

成功需要周密的计划，太古洋行很容易从利物浦的合伙人网络中获得投资，包括霍尔特、伊斯梅、威廉• 施怀雅的岳父塞缪尔•马丁、乔舒亚•迪克森、梅利家族和船只拥有人威廉•克里夫（Wiliam Clift）等人。［21］船舶是从克莱德河上的英格利斯公司订购的，他们刚刚为旗昌洋行制造了一艘新船，办公室选址和海事人员很可能已经确定。施怀雅从旗昌洋行挖走相关人才，并接管了公正轮船公司原有的航线业务。但施怀雅要做的不只是将就和凑合，他要找到最好的人才，还要与阿尔弗雷德•霍尔特密切合作。为了进军新贸易领域，新公司需要变得更加强大，站在更高的起点开拓业务，但新轮船到达中国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太古轮船公司的成功起步和运营不仅取决于约翰•森姆尔•施怀雅不动声色的谈判风格，还在于两次对公司成长起到关键作用的人事任命。在中国贸易旧版图不断演变，中国企业家新世界稳步发展的背景下，这两次人事任命凸显出太古洋行在其中所处的地位。

朗确实为这家新企业找到了一位非常出色的买办，他就是郑观应

（1842—1921年）。

郑观应，号陶斋，与唐廷枢、徐润、席正甫并称为晚清“四大买办”。他来自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许多在上海工作的买办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包括他的父亲、叔叔和哥哥。就像施怀雅背后是几大家族与利物浦的人脉网一样，郑观应也来自广东人组成的人脉网。（22］郑观应17岁科举失败后来到上海，他的叔叔当时在那里为英国公司奥柯化威洋行工作（而且给普雷斯顿•布鲁尔带来麻烦的买办陈阿丰做过担保人），而他的兄弟则先在宝顺洋行，后在旗昌洋行工作。在富有且影响力非常大的香山同胞徐润的保举下，郑观应为宝顺洋行办事。他在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创办的夜校学习英语，后来到一家茶叶公司担任了六年的翻译。当然，这些都是他在进人太古洋行工作之前的经历。

郑观应还投资了公正轮船公司，科举失败的经历并没有磨灭他未来作为敏锐观察者和时评家的才能——他来太古洋行工作时已经开始发表文章，而且涉猎的领域远不止英语知识和商业技能。（23］后来，他成为中国需要对外国列强发动“商战”这样的论点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

如果说在郑观应身上，我们看到了从旧贸易世界过渡到新贸易世界的一个方面，那么晏尔吉（约1843—1895年）则体现出另一个方面。24］

晏尔吉（Henry Bridges Endicott）是太古轮船公司的第一位航运经理，在新东家“负责所有的海岸轮船”，他是朗支付了两倍薪水从琼记洋行挖过来的。晏尔吉与郑观应来自同一环境，出生在离郑观应家乡不远的澳门，但他所在的澳门在广东贸易体系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晏尔吉家族在新英格兰历史上举足轻重，在对华贸易中有着极高的江湖地位，因此在鸦片贸易中也难辞其咎。他们长期与赫德家族在一起做生意，他的叔祖父葬在澳门的新教墓地，他的叔叔威廉•恩迪科特是吴淞江赫德家族旗下的鸦片船船长之一，他的父亲詹姆斯•布里奇斯•恩迪科特（James Bridges Endicott）葬于香港，曾在澳门外海的黄埔担任一艘接收船的船长，后来成为香港一家杂货店的共同合伙人，并在上海设有分店，最终坐拥省港澳轮船公司很大一部分股份。晏尔吉的母亲是一名蛋家船女，名叫吴秋，受晏尔吉的父亲、老恩迪科特“保护”大约10年之久，直到老恩迪科特在1852年与一名英国女人结婚，当时老恩迪科特住在吴秋在香港的住所，还给吴秋找了个丈夫。吴秋本身就是一名鸦片贸易商，当海盗抢走她的货物时，她胆子大到敢与海盗对峙。［25）晏尔吉小时候与母亲分开，并被送到肯塔基州接受教育，但即便如此，他仍然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1863年，晏尔吉回到中国，先是为父亲在上海的杂货店工作，后又在赫德家族的公司担任职员。他的经理很早就注意到了他的才能，有了“年轻的晏尔吉”担任航运职员，他们将自己的沿海航运代理从香港搬迁到上海。尽管在美国生活了大约15年，但晏尔吉的中文流利，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规范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且“非常熟悉本土托运人的情况”。【26］离开赫德家族后，他在太古轮船公司

担任这个职位直到1895年去世。

郑观应后来解释说，太古轮船公司的迅速崛起——它在1873年承载了长江的一半吨位，是由于有效地利用了他的人脉关系网以及对托运人和游说者采取的一系列激励措施。他还复制了一系列归功于晏尔吉的“轮船公司管理十项原则”等规章制度，包括对细节一丝不苟，对人员、船舶和市场细节的深入了解，提前规划和征询货物，以及保持船队高效运转和配备现代化的设备。郑观应认为，理性的管理原则和精明的人才招聘是他们成功的基础；但晏尔吉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从旁协助，给托运人想要的东西，包括长期信用和自由裁量权。【27〕

不过在这方面，旗昌洋行的弗兰克•福布斯却看到了“一种有失尊严的行为方式”，他说这家英国公司“为所有货运经纪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外国职员在会上提供服务。“受人尊敬的中国人都笑了，他们怎么会觉得不好笑呢。”【28］

抛开愤怒不谈，福布斯的评论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在他们看来，欧洲人是在公开地贬低自己，以维护中国的习俗。但从更客观的角度来看，这家新公司是在宣布自己的身份，并直接将其职员介绍给为他们招揽客户的人，以确保中国客户照顾自己的生意。种族主义、尊严和地位观念之间的张力，以及在中国与中国人做生意的简单现实，长期困扰着对外贸易世界。

这种关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如英国驻镇江领事在1866年所说的那样，中外商业关系的性质发生了一场“怪异的革命”。他说，外国商人只是中国财产的“载体”。这一评论得到他在烟台一位同事的呼应。P079

1898年12月1日下午，约翰•森姆尔•施怀雅在他位于诺丁山彭布里奇广场的寓所休息。11月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位祖师爷的健康状况不是太好，只能待在家里。但离自己73岁生日还有三个星期的时候，这位祖师爷却兴高采烈，精神矍铄，尽管天气阴沉，他还是准备再次冒险出门。当天下午三点左右，一位书记员从比利特街来到彭布里奇广场，带来了值得关注的消息：一份发给蓝烟囱的提案，要求后者接受来自日本的货物，以便从英国派送至欧洲大陆。约翰•森姆尔•施怀雅的意见斩钉截铁：不行，这样做不明智，因此举会惹怒汉堡美国航线，而且大会内部的平衡也需要得到维持。公司的信件誊录簿显示，在1898年的整个秋季，约翰•森姆尔•施怀雅一直有规律地就会议事务寄出信件，尤其是寄给阿尔弗雷德•霍尔特，用这样的方式参与太古洋行的一切日常业务——审查公司引进的一套新机制，以便缓解银圆贬值以及由此而来的英镑汇率下跌给在华员工的薪酬带来的冲击；申斥了香港的两名职员，因为他们过于张扬和放纵，警告他们如果不停止这种行为，就将他们解雇（但他也亲自要求其中一名眼员的继父约論•惠特尔插手干预）；拒绝了为儿子提供工作的请求—一他回答说，这个青年应该留在汇丰银行；指示太古洋行为议绅贝思福（Charles Beresford）调查英国贸易的代表团提供在华免费通道，并就最近一封信的语气对约翰•博伊斯进行了指责，尽管没有直接挑明态度。「〕

太古洋行的这位祖师爷一刻不停地工作着，心中依然惦记企业的事务，然后在那天下午的5点15分溘然长逝—约翰•森姆尔•施怀雅午后突然心力衰竭，傍晚时分心脏停止了跳动。

迄今为止，约翰•森姆尔•施怀雅一直在太古洋行的发展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会继续影响公司未来的走向。他去世后不久，肖像就被送到中国和日本，以便挂在公司办公室的墙上，他的理念塑造了在这幅画像下方工作的员工的风格，正是他的企业家精神，这些人才会有今时今日的工作。1898年春夏，他曾说服霍尔特公司投资斯科特兄弟，说后者造的船将会在1899年出航，这四艘7000吨的货轮是“我精心规划的最后一份合同”。他告诉玛丽，霍尔特将会“后悔没有订购八艘”，他的遗产将会在未来几十年里穿梭于蓝烟囱的航路之上。［2］

约翰•森姆尔•施怀雅去世后，太古洋行平稳过渡。他的合伙人终于放开手脚，启动这位祖师爷曾经阻挠的项目。他之所以能够阻挠，一部分是通过争论，但更多的是通过人格的力量。可是，合伙人的放开程度始料未及且毫无必要，有些格外独特的东西随着他的逝世终将消失。

约翰•森姆尔• 施怀雅去世的消息震惊了他的朋友。埃德温•麦金托什将讣告寄给住在格里诺克的阿尔弗雷德•霍尔特、托马斯•伊斯梅、托马斯•伊姆里、H.I.巴特菲尔德和约翰•斯科特。这些人曾跟随他，凭自己的经营或资本缔造了环绕世界的航运设施，而约翰•森姆尔•施怀雅1891年曾巡视过这些航路。吉姆•斯科特正启程前往东方，出公司的另一趟差。轮船在新加坡靠岸的时候，他收到了讣告，直接就中止行程回了国。其他人都知道，约翰•森姆尔•施怀雅在晚年会周期性地感到身体不适，他会有规律地去艾克斯（普罗旺斯地区）、巴斯和巴克斯顿旅行，接要温泉疗养，尽管如此，他还是停不下手中的工作。

这些吊暗信为后来人们对约输。森姆尔。施怀雅性格和成就的反恩定下了基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他相信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就绝对不会放弃：而一般来说，他总是对的。我们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这些信中对他的正直、懷慨以及“强烈正义感”的称赞绝不只是单纯的客套话。

“他以最明智、最出色的方式履行他认为是自己职责所在的事情。”托马斯•伊斯梅写道，“我认为，我从来没遇到有人在做生意时比他更有正义感——他给不了别人的东西，他自己也从来不会索取。”菲利普•霍尔特写道：“他的兄弟阿尔弗雷德因为悲伤而语无伦次。”［3］

这些人彼此信赖，而正是信赖，让大家能够坚定对太古糖业的投资决心。约翰•森姆尔•施怀雅跟身边人打交道时有足够的道德操守，所以哪怕事情没有实质性进展，他们看在他的分上也会同意。所以，约翰•森姆尔•施怀雅能够通过一封信和斯科特兄弟达成新轮船合同。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斯科特兄弟公司钧启1894年9月27日

亲爱的先生们：

我们接受贵司按照目前在建轮船的款式与价格，沟我方再建造两艘

沿海贸易轮船的报价——请立刻着手处理。

此致

约翰•森姆尔•施怀雅

这种信赖在信件中祖露无遗，从中能够看出太古洋行在商业人际网络以及公司内部的操守，也能看出约翰•森姆尔•施怀雅的人品、性格和履历。

约翰•森姆尔•施怀雅犯过错——和理查德•沙克尔顿•巴特菲德的合伙。但在施怀雅离世后，巴特菲尔德的名字却流传了一个世纪。

在他离世前的若干年里，威廉•朗没有很好地为公司服务，而且还常常刚愎自用。但约翰•森姆尔•施怀雅却坚决支持他这位在中国的第一位门生（或者说是第一位挺过最初那段艰苦日子的人）。正是交情和家族式的忠诚，使得像奥布莱恩这样的人在本应早早挣脱束缚的时候，却紧紧团结在太古洋行周围。他聘用的一些人最终没能胜任职务（但这只是知人善任所必须承担的风险）；在日本的开业速度奇快，扩张过于仓促；糖厂对持续运营所需资本的计算严重失误，成为巨大烦恼的源头；

甚至当他的朋友和伙伴让他火冒三丈的时候，他也仍然保持忠诚。然而，有些冒险确实赌对了—一但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它们并非真的靠赌运气：太古轮船公司、太古糖厂，当然还有与阿尔弗雷德•霍尔特的结盟以及富有远见的中国业务。如果他不敢冒险，恐怕才是缺乏远见。约翰•森姆尔•施怀雅感兴趣的是挣钱，而且是必须公道地挣钱。

他慷慨地馈赠他的资本、时间、建议，无论别人是否有求于他，他都一视同仁，也慷慨地给予机会。他创造了吉姆•斯科特和埃德温•麦金托什的事业和财富。他也解救了弗雷德里克•加姆威尔——1894年，加姆威尔报告了和他的伦敦合伙人及靠山之间的一次交流，后者刚刚碰到一位在中国从事丝绸贸易期间的旧相识，此人曾是个百万富翁和大人物，但如今“是能借到钱就借”“要不是你的才干和善意，我本来极有可能会和他一样，我对此始终铭感于心”。

约翰•森姆尔•施怀雅回信说：“我们彼此互帮互助。”【4〕旧中国的贸易常常机会稍纵即逝，加姆威尔是一位有才能的商人，在高风险行业做生意，这些曾耗光了他的运气。互相帮助是错综复杂的人脉关系的纽带，也构成了太古洋行旗下各企业的核心。我们不妨回忆，当约翰•森姆尔•施怀雅通知威廉•朗和吉姆•斯科特，打算在长江开创一条航线与旗昌洋行竞争时，他渴望的正是“援助”这个词。

值得指出的是，约翰·森姆尔-施怀雅实际上对中国并不感头趣，他对这个国家所知甚少。当然，这一结论不影响对他的评价（几乎算不上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而且实际上，他对于自己曾耗费光阴生活和工作过的其他国家一样所知甚少。这并不是他的强项，弄懂中国以及如何在那里工作是别人——他的特派员和代理人的事情，他们只需要拿着他提供的工具不断去开发就是。他本人写给唐景星的信从文化上来说对于中国一窍不通，中国不过是个做生意的地方，将他和朋友的利益、业务和资本结合在一起，跟利物浦还有格里诺克的子公司关联。他是一个来自英格兰西北部的商人，这个城市比其他任何城市都更希望利用英帝国的势力和全球影响力，所以他的企业自然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纽约、新奥尔良、墨尔本，然后才是中国和日本。约翰•森姆尔•施怀雅的天赋是坚持、善于把握机遇、交友广阔、说服力强以及对人和时代的耐心。这位祖师爷还有一点十分突出：主导着整个公司，而且将来还会以最合适某个当下的某种方式——主导他参加过的所有会议和讨论。

约翰•森姆尔•施怀雅去世后的档案文献多少失去了光彩，他作风硬朗，他的演讲也明显是这样的风格。他的稿纸上，观念和要点、警告和解释全都一个接一个，句子撑满页边，字越写越小，似乎总是需要另起一行，随后邮件需要被投递出去，于是书信戛然而止。他的书信很难让人感到桔燥，写得既诙谐幽默又简明扼要。他和玛丽•华伦在1881年结婚前后的通信反映出他的另一面：爱开玩笑，情感丰富，肯定也很宠溺妻子。他和长子杰克•施怀雅的关系并不融洽——“我希望每个人都能通过我的角度观察事物，”他在1881年写道，“我乐于给予建议，但杰克有时不想听。”［5〕也就是说，他既是严父又是高级合伙人，而杰克•施怀雅在父亲去世前长期抗拒这一点，这体现在他和继母以及后来与间父异母兄弟的关系当中。杰克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料。对生资也没什么兴趣，他本质上就是一个乡下人。在约翰•森姆尔•施怀雅的人生現当中，儿乎不存在宗教的痕迹。阿尔弗雷德-霍尔特生活在利物浦紧密团结的一神论社区，他的商业哲学是由这个社区塑造的。宗教信仰和实践支撑着维多利亚时代其他重要商业人士的工作。就约翰•森姆尔•施怀雅而言，他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公众人物（他的兄弟威廉在晚年时比较虔诚，但在年轻时也是个矫情的花花公子）。在现存的档案中，他除了在莱顿巴扎德的一些地方参加慈善活动外，没有任何宗教活动的痕迹，但对于他在社区中的地位来说，这样安排也并无不妥，无须过多解读。

公布的讣告充满溢美之词：他拥有“令人难忘的才干，了不起的精力，以及毫不退缩的正直品格”，他是“船运大会之父”。太古轮船公司在墨尔本港的船舶降下半旗志哀，在香港当然也是如此，那里的商铺和怡和洋行都降了半旗。［61他的辞世在上海媒体没有得到太多关注，因为他平常也很少来上海，尽管太古轮船公司在上海的船舶也降了半旗，并添加了一条蓝色的悼念丝带。《田野》杂志评论道：“艾尔斯伯里谷对这片牧场多年来最好的猎人致以哀悼⋯⋯”《莱顿巴扎德观察者》也刊登了类似的哀悼词，尽管约翰•森姆尔•施怀雅已经有几年没有打猎了，另外镇上和镇上的居民也失去了一位对当地有恩的善人。【7］当施怀雅接管菜顿大宅的时候，媒体仅仅简单地将他描述“体育界的知名人士，罗斯柴尔德狩猎协会成员”。

1898年12月6日，约翰•森姆尔•施怀雅被安葬在菜顿巴扎德，这天下着“暴雨”，但仍有一大群吊唁者出席。［8］P189

施怀雅家族的座右铭“求真务实”变得更加具体和贴切。在太古公司这一时期，我们可以更好地审视战争给他们带来的业务挑战，特别是对航运方面。我们能从中窥见战争提供的机会，太古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中国航运公司以及太古轮船公司文化的变化，还有太古洋行的新业务领域，即内陆糖业的分销体系—最初在公司内部称作“满洲销售体系”，因为该体系是20世纪头十年中期在东北建立起来的。太古轮船公司航线的扩张使太古洋行的利益遍及长江沿线所有省份和中国南部、西南部的水系，甚至还有沿海地区。公司在长江支流的新航线上进行了试验，战前的文件中充斥着对各个港口维持服务潜力的侦察报告。但矛盾的是，正是这家位于鲗鱼涌的糖厂刺激了太古洋行在中国的扩张，因为新的糖业分销网络建立起来，扎根在中国“内陆”，远离德国和周围的外国飞地，大约140名在太古洋行办公室工作的英国人可能在这里过着“家”一般的生活。P222

在太古洋行的历史上，与员工建立新的关系是战后篇章的一个特点。就在两人启航前的两周，伦敦向东方发出指示，引人一套新的内部员工薪酬福利管理体系。部分条件发生了变化：带薪休假、员工家属免费旅行、医疗费用、已婚男员工的人寿保险、由公司承担调任费用等等。一战期间，公司还提出了利润分享计划，现在又引人了一个慈善基金。女性的地位也将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67］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杰克•施怀雅的功劳，虽然其目的是针对公司内部欠缺的团队精神，但它也完全符合在这样一块“为英雄而生”的土地上萌生出来的战后时代精神，是一种新的、为了消除布尔什维克威胁的社会契约。这种为员工提供新待遇的必然结果是，公司现在将更迅速地让50岁的男性从高级职位上退休（给予良好条件），有才能的人将更快地得到提升，工作较长年限的经理将体面退休，不挡年轻人的晋升通道。新制度的实施伴随着太古洋行新职员的到来：1919年21名职员被派往东方，1920年达到37人。

华伦 •施怀雅后来表示这是“甜蜜与和解”，当然，他继续说：“如果他们有良好的待遇条件，他们就应该去争取这些条件。”【68］

如果说这次访问，以及一位董事的年度定期“走向东方”之旅，将伦敦大班带到中国，并与员工面对面的话，那么华伦•施怀雅也等于将亚洲的机构带到了伦敦，至少看上去是这样。华伦•施怀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摄影师。在这次旅行中，他和之前的旅行一样，拍了数百张照片，回到伦敦后，这些照片被编成相册，这样比利特广场的人可以确切地看到他们在谈论和通信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华伦的相册可能是一部沉闷的作品—没有肖像，人们也没有个人特色，但正因为如此，它才引人注目，作为通商港口建造环境的系统记录，它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相当不寻常的。这里是废船、码头、防波堤和仓库，以及容纳它们的滩地和街道；［0］这里有河流和港口，正在作业的船只，停泊在码头上的船只，正在装载的船只，展现出太古轮船公司水上世界与陆地的繁华对接；岸上有办公室和公司大楼（在办公室墙上有约翰．森姆尔•施怀雅的照片），有船坞和糖厂。这些照片是功能性的，但制作精良，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也是相当美丽和令人回味的。他的目光漫游着，看到了重庆长江岸上的房屋，或福州的万寿桥——他花时间创作了令人印象深刻和难忘的风景。华伦•施怀雅的世界观是贵族式和不耐烦的，经常带有偏见，令人不快。通过他的镜头，人们也许能找到看待他的另一个视角。我们还看到了公司几乎所有运营港口的全景——太古洋行看起来地位稳固，扎根很深，有着中国景观、运动和商业那种自信的特征。但事实很快就会证明，这家公司也很脆弱，很容易受伤，如果它想在接下来动荡的几十年生存下去，就迫切需要更大的变革。P242

截至1925年，施怀雅家族有多少英国商人的特征呢？其实在很多方面，他们一点也不像英国人。他们雇用了数以千计的华人员工——水手、技师、日结的合同工、办事员、代理商和买办⋯⋯遍布20多个城市。1925年4月，山东某镇的村民从距离他最近的经销商那里买了一小袋糖，经销店位于镇上的火车站；厦门西边，漳州的分销点卖的糖是用船运来的。袋子上很可能赫然印着“太古糖”的字样，这边的店铺大都会悬挂一块金属牌子来作说明。这样看来，名字或许已经吸引了特定的购买人群，但也可能并非如此。哪怕买主心知肚明，但他们会认为“太古糖”是一种“英国的”或“外国的”糖吗？这一点谁也说不清楚。大多数糖，不管是精制糖还是其他糖，可能都是在糖果或其他预制食品中消费的。事实上，消费者都在默默地吃着太古糖而不自知。或者我们拿

5月18日在武汉码头等候登上“鄱阳号”，以及5月23日在上海登上“吴滋号”的乘客举例的话，他们会想到自己乘坐的是一艘英国的船吗？他们会看到船舷上用大号字体书写的中文名称，他们很可能只会在买票时才和华人职员打交道，在船上安顿好自己的行李，或者从船上一直喋喋不休的端茶小厮那里购买茶点。由于招商局航线仍然大规模雇用外国船员和技师，因此，即使能看到走来走去的外国船员，但在任何进行沿岸或内河旅行的中国旅客眼中，这也只是相当普通的景象罢了。船员在安排交易时，大多是和买办的手下打交道，他们不太可能遇到太古轮船公司那位生于纳茨福德、在布里斯托尔接受教育的上海航运经理费舍尔（他的叔叔曾在天津之围中逢凶化吉）。精炼白糖和轮船曾经是相当显眼的“洋玩意”，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它们不再是不寻常或独特的存在，而是已经不知不觉地同化在中国人的生活和商业往来中。

好景不长。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众将这家公司和其他公司的外国特性以及他们的产品、服务重新纳人关注范围，并当成问题来强调，使之成为活跃的政治话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发的，因为学生、商人和其他人热情地参与到这个处于危机中的国家的政治中，这也是中国新革命者有意识战略的一部分，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国人心中，外国被重塑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有个关键问题——它支撑着“军阀主义”，是中国复兴的一大障碍。当然，太古洋行始终是一家英国企业，在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的。它所经营的各家公司——太古糖厂、太古船坞、天津驳船公司和太古轮船公司全都在伦敦设立。实际上，当太古洋行遇到问题时，它也会利用英国的外交支持。如经理请求领事，船长向皇家海军的炮艇指挥官致敬，董事给外交部写信。太古的档案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它之所以在1900年后越来越频繁地这么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司的实际影响力大大扩张；同时，在新的民族主义时代，争端被重新点燃。此外，太古洋行还持有在英国领事馆登记的房产地契，其英国员工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租界和定居点的经营中。他们私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由英国领事和英国在华最高法院管理：婚姻和出生在这些机构正式登记；离婚由这些机构受理；死亡和遗嘱认证也在这些机构登记和处理。除了香港，公司在中国境内的存在最终依赖于其正式的英商地位和治外法权，并且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这是优势，但同时也是突出的弱点——它保护了公司，但从现在起，也给公司带来一

定的隐患。

因此，对那些消费者或乘客来说，太古似乎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实际上只是戴着一副中国人的面具。1925年5月之后，这副面具被撕了下来。太古洋行连同英国在中国的所有利益，成为一场持续而有效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运动的目标。这场运动在当时重创了英国贸易，并迫使英国企业及其他在华机构和组织的商业习惯与文化发生一系列重大改变。

1925年5月30日，以英国人为首的上海公共租界警察开枪打死了12名示威者（此事件“五卅惨案”，死者实际次13人。—译者注）。这件事成为随后而来的民族主义高涨的开端，爆发了针对外国企业及其中国合伙人、关联方、雇员和顾客的大规模抵制。积极分子意图说服乘客、船员以及太古糖业的分销商与外国人决裂。他们与英国公司的关系，无论多么微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即使是买一包糖，也是一种严重的不爱国行为。与此同时，推广“民族产品”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号召民众使用中国制造或中国拥有的替代品。这种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完全体现了太古轮船公司第一位买办郑观应很久以前发出的行动号召，其回声仍在政治话语中回荡，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并驾齐驱，似乎（特别是对条约港口的老居民来说）与昔日发生在广州的抵制相呼应，它预示着中国社会和政治更深刻的转变。『）

革命采取了其他形式。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的城市文化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这个仍然整体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一种充满活力的新消费文化正在演变。1910年在中国大城市建立的标志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这些被明亮的宽虹灯点缀的购物圣殿，不但极为张扬地刺激着消费文化，并且沿着轮船航线、铁路和公交车线路以及与其一起将人员、产品和思想传播开来的邮政网络，延伸到小城市、城镇和村庄。12］当时，甚至连村庄的夜晚都被外国商品照亮—英国和美国的石蜡为专门设计、款式简单的新灯提供燃料，并由广泛的新分销网络供应，其规模和做法与太古糖业的分销系统相似。（这一点在兴旺且多元的出版文化中更是可见一斑，以女性、青年、电影影迷和其他更多人为对象的新杂志的种类日趋丰富。本土电影产业、广播电台和新的娱乐形式及场所都在增长——其中有舞厅、酒店、酒廊和咖啡馆。中国城市的风光长久以来都靠商铺招牌来点缀，但如今，大型广告牌也加入了行列，传播美好、健康、卫生和成功的形象，城市大道沿线的景观全都充斥着人人需要的关键物品（香烟、牙膏、滋补品）。新的大学和学院建立起来，旧的大学和学院继续发展，将学生的消费和创造带到主要的城市中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全国各地旅行，并到海外学习或工作。整个国家弥漫着一股对外国事物的狂热，城市人群中频繁出现外国词汇、外国式样的衣服（这些衣服很时髦）、外国乐器（尤其是钢琴），外国小说和诗歌翻译风靡一时（在汉语里叫“热”，发烧的意思）。1933年的一部经典小说以一艘轮船在夜间抵达上海为开头，这座城市的名字似乎用宽虹灯下闪烁的英文 “Light Heat Power”（光、热、力）点缀着（宣传美国拥有的发电厂）。那个时代有一首伟大而永恒的浪漫主义诗歌，抒发了诗人离开剑桥时的心境。［41这是一种海纳百川而非生搬硬套的文化：它是新兴的，而且有着浓郁的中国风格。

施怀雅家族就是在这种飞速变化的场景中经营太古的事业，也为这一切贡献自己的力量—打动人们，让人们的闲暇时光变得甜蜜，但他们也必须适应顾客、中国员工和同事们不断变化的期望。这是公司政策、市场营销、船舶设计和政治参与的问题，也是英国和其他外国雇员的问题，他们发现自己生活在新的世界，一些旧的、过时的港口生活将不得不放弃。香港也经历了同样旋风式的城市变革，但作为英国的实随殖民统治的地区，它有自己独特的差异和统治思路，而这种风格的政治在中国内地，包括租界和外国人控制的定居点，越来越不可能实现。P246

                                                       第十五章

                                                           此时

这是一家公司从诞生到壮大的传奇，主要描述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关于现代世界是如何被塑造的故事。通过太古集团及其历史，我们可以从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摸索出一条道路，以不同的眼光，或者至少是以不同的角度来展示这段历史的各个部分。

来自账房、董事会、商行的视野和来自领事馆、政府官邸或部门的视野必然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也是一段英国，或者可以称之为英帝国的势力在亚洲兴起、延伸和消亡的历史。这个“帝国”的称谓名副其实，它曾经确实如此，旗帜飘扬在外国领土上（或画在船上、屋顶上、飞机机身上），在国外施加压力和影响——代理人和臣民、合作者和反对者，还有那些抓住机会，实现企业包袱和自我野心的人，包括太古集团的合饮人、董事、代理商以及许许多多的雇员，都是承受这些压力和影响的人。在这段传奇的故事里，英国人匆匆忙忙地涌进中国的城市，占据中国的河流和海岸，提出他们的要求，并与消政府及臣民发生纠缠。双方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都不断地相互适应，直到革命人士建立共和制的中国，实现主权恢复的大业。这是一段流散在海外的华人的故事（人称“广东人的太平洋”），故事里有着来自香山的商人、来自汕头的移民、远离家园的海上船员（有时候是远离他们的船舶）。〔同时，它也是同时代殖民势力衰退，但在香港这块土地意外硬撑下来且发展壮大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源于亚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去殖民化运动和英国为了在地缘政治的变化中求生存而采取的策略也起了作用。

太古的员工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比如书中描写了法租界的古怪搭档郑观应和恩迪科特曾谋划用公平手段和歪门邪道双管齐下的方式控制长江及沿岸；科恩博士的科学炼糖法；一流打字员凯蒂•里斯，她在比利特街时就让香港大班感到惶恐不安；沃尔特•费舍尔从英国士兵手下保护了他在天津的员工；吉姆•斯科特一反自己的天性，给一所大学投资；罗伯获靠一己之力，管理被扣押的香港企业；太古轮船公司的船长们驾驶着难民船离开香港港口，投人海上的冬季战争；约翰•芬尼看到被毁坏的太古船坞时尽管内心沮丧，却表现出积极乐观的样子；西德尼•德•坎佐为了安抚恼怒的埃里克•普菜斯，早早地退出国泰航空；等等。这段历史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故事，而且还有很多尚待讲述。这些故事的主角是太古本身，但还有其他角色登场：举行罢工的太古船坞工人；太古轮船公司班轮上的宁波厨子；谱写诗篇讴歌上海的无名作曲家；乘客和船长都恨之入骨的端茶小厮（这些人本只是寻求一份生计）；为广州的抵制运动募集资金的舞女；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成为太古中国内部员工的聪明小伙子⋯•••这些人也是这段故事中的角色。

太古的故事，是一部各种经历交织的历史，是一段跨越19世纪和20世纪，贯穿中英两国错综复杂的过往，跨越国度和文化的男人和女人的历史。

对于这样一家合理保存其独特身份并扎根于家族和多元网络的实体企业而言，要通过他们长期的发展来详尽绘制其历史路径的做法非同寻常。［2］我们一般更习惯于根据国家、城市、机构、商品、理念、事件、现象或技术进行思考。我们拥有家族的参考文献或研究成果，也拥有一些对绵延几代人的家族企业进行考据的成果。当然，这个集团是与时俱进的，1980年的太古集团及其世界注定天翻地覆，迴异于1816年约翰•施怀雅在利物浦所见到的世界，其间差异之大令人无所适从。故事的开头，约翰•施怀雅做着规模不大的代理商生意，每年有两条船驶向加勒比海跑业务；他的后代后来在和利物浦远隔重洋的地方开公司，管理各种业务，说着各种语言，谈论着各种文化。本书讲述的正是施怀雅家族五代人薪火相传的故事，尤其是考虑到与太古洋行同时代的大多数商业伙伴和竞争者早就在历史的长河中销声匿迹，这让施怀雅家族的故事变得更加饶有趣味。利物浦的生意场、19世纪60年代的华商会馆、战后香港的大多数大型英国企业全都已经湮灭在历史中。但是，除了更全面地了解太古的过往，观望变化莫测、难以预料的人类经历外，我们还能从中获得什么呢？这段历史是丰富的，其丰富程度远超本书所涵盖的内容——档案汗牛充栋，而没有被归档的资料更加浩繁——历史资料的发掘总是永无止境。

在结束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这家不同凡响的公司究竞如何克服种种历史逆境，存续了这么长时间？答案之一是家族。无论如何，1980年掌权的是太古集团的先辈，2020年掌权的是家族的后辈——在这家私人企业中，施怀雅家族持有大多数股份。我们可以从家族传承激发出来的精神特征开始谈起。约翰•森姆尔 •施怀雅的创业有很多动力，但他的家族责任感肯定是其中之一。杰克出于不可推卸的强烈责任感，将40年的人生投入到他明显不喜欢的生意上，这份责任感部分来自他的父亲——或许也是为了祭奠父亲，向父亲证明自己的价值，还有一部分来自企业所雇佣的员工。华伦•施怀雅比这段历史中的任何其他人物都更加在意他对企业的所有权：得记住，船是“他的”船。而施约克的忠诚，我认为，更多地指向那些他招搅人行的人士，即“他在大学的同窗”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两场世界大战既让他惊恐万状，也推动他锐意进取，在1945年后重建太古公司，并在其后调整企业方向，这些做法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了履行他对员工的合同义务。家族有两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分别体现在华伦•施怀雅入职和离职之时。一度十分棘手的麦金托什问题也是家族的大麻烦。这些人并不只是工作，而且还紧紧依附斯科特家族（他们在1914年的持股份额相当于公司的三分之一，且继续持有）。

吉姆•斯科特的几个儿子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公司的重要高管，科林•C.斯科特自1910起直到1950年去世（当时他在前往参加太古洋行年度大会的火车上），约翰•施怀雅•斯科特从1931—1966年都为公司效力；尤其是后者，在20世纪40年代和华伦的冲突中支持了施约克。在这场冲突中，他或许多少也能取代施约克的弟弟、阵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伊普尔战役的格伦。［3］

但“家族”这个回答远远不够，一家家族公司或许要比国有公司具有更长远的投资观，但商业史文献的一种模式表明，大多数家族企业到第三代就开始衰落，或者转变为上市公司。这说明，在创始人以及接下来一代人之后，接班人的创业兴趣会减弱，并脱离家族产业的老本行。

作埃塞克斯狩猎协会会长、骑手、乡村绅士的杰克，本来十分吻合这一模式。当然，一项针对类似太古集团这样的海外贸易企业的研究显示，转变为大众性质的家族公司一旦迎合更多短期持股者的要求，大多都无法在商业竞争中幸存。【4］失败不可避免的观点会受到批评，而且太古集团并不是唯一一家在创始人去世之后还能长期延续的企业，但它确实不同寻常，也付出过艰辛努力。严格的督促和严厉的话语迫使华伦 •施怀雅习惯了企业文化，即便最终结果事与愿违，而杰克对此的最大贡献可能就是限制了他兄弟那无所顾忌的冲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施约克的见习经历，但后来一批加人公司的家族成员在加入董事会前需要在亚洲花数年时间积累经验、接受培训。就像施约克在1920年为年轻的约翰•斯科特制定的计划中指出的那样，他们要学习“太古的本质与意义”。在此，五代人中不同的个人才能也十分关键：约鞠一森姆尔•施怀雅面容冷峻、魄力过人、公正无私；华伦•施怀雅真诚率直，而且出人意料地赞赏中国民族主义；施约克有识人的才能。他们人各有貌，应时而生。然而，代表了企业管理和文化的家长制作风仍然是太古的主旋律—家族拥有企业，企业对其员工负有义务。这并不是说如前文所述，企业未能合情合理地、有效地遵循公司的管理方针和路线运作（即使经常延误）。而是说，在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当利益多样化的时候，太古通过一批出类拔萃、备受信任且培训越来越职业化的内部员工群体，发展出更加健康的结构体系和管理哲学。

与此同时，家族、历史和传统的表征对其身份来说变得更加重要。家族理所当然地也具有特定的魅力和更广泛的文化共鸣，这点或许最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作家詹姆斯•克拉维尔笔下香港故事的世界里。在他的小说当中，斯特鲁安家族和戈恩特家族（实际上以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为原型）的斗争代代相传。约翰•森姆尔 •施怀雅从未挥舞过刀子，除了开了一家糖厂之外。他对怡和洋行的复仇是甜蜜蜜的，而不是血淋淋的。

要解答太古长盛不衰之谜，第二个关键答案是帝国，不是侵略成性的那种，而是平凡普通的帝国，合理地发掘殖民势力的运作所带来的机会。英国的政治地理提供了公司经营的领地。公司在这一领地内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处，而且与其合作伙伴结盟充分利用了这一地域。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在英帝国扩张的维多利亚时代，太古很大程度上和国家保持着距离。利物浦人通过这一日渐扩大的版图开创自己的事业，至少在他们的头脑和措辞当中是这样。当英国的全球势力如日中天之时，太古集团及其代理商呼吁国家根据条约规定来保护它们的利益，并向法院讨要（他们眼中的）正义。但我不能总结说，从哲学角度而言，它们满意于这种权力的基础结构或与之共谋，尽管它们在其羽翼下受到茵庇。它们并不认为领事或殖民官员能够理解它们的世界。它们设想，互惠的事业是可以跨越文化、边界和反感被组织起来的，尽管（时不时）存在相反的证明。在它们看来，国家的代理人很大程度上瞧不起“贸易”。太古支持英国的利益—这是职业要求—一但它们常常明显不喜欢它。太古集团和英国国家政权的关系，实际上在帝国遭到攻击并开始收缩（这一进程吊诡地和英国国家本身的大规模扩张重合）的时候发展得最为紧密。当时公司想方设法在变化莫测、越来越怀有敌意的局面中生存下来。反过来，当国家干预主义被用来向私人公司施压，从而帮助其掌权者实现政治目的的时候，双方关系最为疏远。［6］

太古集团在有意愿的时候，也试图和殖民势力的对手或继承人结成联盟。而在1949年后的中国或1957年后的马来西亚等情形中被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尽管公司通过运送朝觐者，或者在中国对外封闭后保留航运服务的方式获得了大量政治资本，但都无济于事。这家企业并未和帝国共谋，但它仍然在英联邦内部寻求安全保障，考虑进军加拿大，广泛并成功地投资澳大利亚，虽然在巴哈马折戟沉沙。作大英帝国最后正式的、实质性的堡垒，香港无论如何变化，都相当出人意料地提供了企业存续之谜的关键解释。企业之所以能挺过来，是因为香港挺过来了。

绝大多数英国海外商行在权力移交之际没能在去殖民化进程中幸存太久—彻底国有化、正式或非正式“本地化”的政策、重税或限制性规定导致大多数洋行的倒闭。〔〕正如书中所述，香港一次又一次地被认为是一处过于不安全的港湾，但事实又证明它是安全的。总的来说，除了多样化因素外，太古依托香港提取所需资源，涉足并发展航空等新领域，而且摆脱了江河日下的船舶制造、修理和炼糖产业。1980年，集团44%的利润是从香港获得，只占其营业额的9.5%，其中较大部分来自房地产，占38.5%。［］所以，太古完完全全和香港联系在一起，正如它始终和中国内地联系在一起一样。

这是一家网络化的企业，这一点提供了太古长寿秘诀的第三种解释。它特有的网络是这段故事的主要特征之一，资本、技能和经验通过这一网络得以被动员、配置和再配置。最开始，施怀雅和巴特菲尔德家族合伙，再到19世纪50年代跨大西洋两岸的利物浦商贸和约克夏出口交易网；随后是19世纪60年代施怀雅、巴特菲尔德、赫尔德和莫氏等家族以及他们在香港、上海和横滨的利益网；19世纪80年代的施怀雅、费里、马丁家族和糖业网；施怀雅和霍尔特、斯科特和曼斯菲尔德家族网，以及太古轮船公司船队和蓝烟囱在亚洲的生意网；1873年后施怀雅和郑氏（以及后来的杨氏和陈氏）家族在长江以及沿岸的航运网；施怀雅、斯科特、郑氏、陈氏、莫氏和杨氏家族的太古分行网，这些关系错综复杂，有的升、有的降，而且彼此之间盘根错节，既有汕头网络，又有20世纪30年代以及之后和上海银行业精英建立的关系网，此外还有后来国泰航空或海外集装箱运输公司的企业型伙伴关系。在一些重要的例子中，这样的关系是基于信任——尤其是施怀雅、霍尔特和斯科特家族，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汇丰银行——但并非绝对如此，还有很多关系也依赖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但是，根据档案记载，哪怕是在依合同办事的情形下，也有非常实质性的证据，证明存在合同之外的交往。当然，郑观应曾因欠债被关押了一年，但这是十分罕见的孤例。有位前买办倒了霉之后，公司给他安排住宿，还发给他生活费，他的遗孀得到照料。其他人的子弟也被招揽进公司。20世纪50年代中期保存着一份前任员工和伙伴的“抚恤名单”，在公司力所能及的时候会帮助这些人离开中国内地。公司经营的一大特色就是人际关系和高品质的交往——关系是公司经营方式的特征之一。这在其他形式的公司中可能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可以单纯将之视为太古保护自己声誉的一种谋略。也许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显然远不止如此。

我们或许会认为，这一整套关系用图表绘制出来可能更一目了然，但我们最好从这堆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格中抽身，转而从根本上将其理解为围绕着施怀雅、霍尔特和斯特克家族建立起来的英国核心网络，以及由施怀雅家族及其广东合作商在中国编织起来的大网。事实上，我们可以考虑将这一阶段的中英关系重新理解为粤英关系——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中英关系的核心功能关系实际上是英国利益与广东利益的交织。甚至更具体地说，是与广东省内某个小地区利益的交织，该地区始自香山县（即今天的中山市），包括其周边地带。在武汉、天津，当然还有上海，香山商人同隶属施怀雅网络的代理商合作，就像他们也和其他外国商行合作一样。国家并未在这个故事中缺席，理解这一点—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充分认识这段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但在这段历史中，国家形态远不如代表太古集团及其业务习惯和结构的跨国联盟来得重要。直至20世纪60年代，和其他许多英国企业不同（例如恰和集团），太古集团并未收紧中国资本，至少没有直接收紧，但其整个运营结构建立在（大多数时候）严格分开的资本和利益的联盟基础上，买办业务和公司业务双管齐下（尽管是在不同楼层和不同办公室里）、互相弥补，并且彼此依托。

这些网络当然扎根在城市中，太古在其历史进程中利用的最重要资源之一就是城市。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利物浦、墨尔本、上海和香港，当然还有伦敦。但除了伦敦之外，每座城市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最重要的时代脱颖而出，或迅速重塑自身，就像20世纪40年代后的香港那样。所有这些城市都是港口城市，是货物、人员、资本和思想转运的中间地带，新的商人、托运人、记者、金融家以及所有为这一行业服务的人在这些城市得以发展，不管他们身处高层还是低层。19］这些城市是通信网络的节点，也是航运和航空枢纽。太古显然是一家不安分的企业，不断地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发掘一个又一个机会，即使有些机会被证明是令人沮丧的，例如威廉•朗的步枪或广东的煤炭特许经营。公司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主要业务是航运，以不同的速度运输商品、人员、专业知识和技术，并以不同的方式增加价值。这是一家不断发展变化的公司，通过地点、技术、联盟来寻求新的优势，或者对战争、革命、民族主义和全球经济更广泛的动荡进程作出反应。尽管它强调连续性和历史，或者也许是为了掩盖这种不安，因此在这段历史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塑自己。

太古进一步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重塑的过程，这个过程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仍在继续。太古重返中国内地，1979—1980年在广州投资制造业和房地产开发；1979年底一次性包机飞往广州，重新开通了两个城市之间的航空联系，运载网球运动员和球迷前往观看一场表演赛：1980年3月，国泰航空开通了从香港一上海的定期航班；1983年，在北京开设了办事处。姚刚是曾经帮助公司走出内地的人，30年后，随着内地缓慢而稳定地扭转方向，他帮助公司找到了回来的路。

1993年，太古集团在上海再次开设了分公司。古老的外滩和旧式洋行作为这段历史上演的舞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多数都完好无损。

但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外国企业的经营变得与之前十分不同。在这里，历史几乎没有被忘记，尤其是那段近代的历史在中国人的讨论中始终非常突出。然而，这次重新回到中国内地的是一家和之前不同的企业，它在内地发展伙伴关系，投身于航空、地产、油漆、软饮料和糖果业。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世界带来了新机遇，特别是1997年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但这一事件，连同贯穿19世纪80年代以及此后的所有关联发展都构成了另一个故事，或者毋宁说是同一个故事的延续，直至今时今日。P443

吴砺

2024.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