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可不可以办“桐城派文化节”？

冷月无声

桐城的知名度比安庆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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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说了估计安庆人难过吊了。

根据我的调查和实际上碰到的情况如下：
学历较高（大专以上文科较好的，本科、硕士更是如此）的外地人认为桐城名气大于安庆，一个桐城派就够说事了，还有左光斗，姚鼐和戴名世，《南山集》。
学历的低的40-50岁的人知道安庆不太知道桐城，只要是安庆石化。

再就是评价问题，再外，我对文科好或者重点大学毕业的同事或者朋友初相识的时候一般都说自己是桐城人（不提安徽和安庆），他们一般都知道“桐城派”，多的不说，就一“桐城人”这话，对方就看看分量了。有两个浙江小子对桐城了解不少，居然能说出父子宰相，桐城就是最好的介绍自己的名片了，如果真的文科不是很好的人，可能要问，“桐城我是知道，桐城派嘛，就是你到底是哪个省的啊？”哈哈，这样才有必要说出安徽。

其次是安庆，安庆因为县多，穷县比例大，外面做坏事的人很多，其中自然有桐城人也有安庆市区人，其他县的人更多（因为桐城人在外很多不说是安庆人的），坏事多了，名声不是很好。

我一同济大学毕业的朋友，他对桐城很有好感，每每总说，“嘎好的桐城怎么在安徽？”他很不喜欢安庆，他说他上网认识一小mm说的：“安庆出骗子。”我到，如果我开始说了我是安庆的，估计这朋友也交不到了，人总有先入为主的思路，就算你人不错，但是在相识之初一听你是一个很不受欢迎地方的人，肯定没兴趣和你闲缠下去的。

这里希望安庆市区的朋友不要看着难过，确实说包括桐城在内的很多安庆地区的人共同把安庆的名声彻底搞坏了。

桐城人的名声目前在杭确实说也开始下降（上次出了个大案，桐城人嫖妓劫财杀人的丑剧一出，桐城的名声差很了）

但是总体上而言，桐城人的祖宗给桐城现代人留了很多值得骄傲的遗产，值得去珍惜和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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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桐城人都要珍惜文都声誉！

张英曾说过：前辈名声满天下，后来兴起望尔曹！

金神墩

　感谢楼上众乡友参与讨论！

　“前辈名声满天下，后来兴起望尔曹！”多么厚重的嘱托！

　　桐城派，不仅使我们后代桐城人因前辈的名声而自豪，更重要的是，桐城派是一种可贵的人文精神，也是今后振兴桐城的重要精神支柱。

　　作为皖江文化圈的核心，桐城派是影响最大的文派。皖江文化圈范围甚广，实际上包括整个皖西南(其所辖范围，大致相当汉代庐江郡，西至九江,东至合肥，包括舒、桐、庐、潜等属，这一地域，早在南北朝时期，就以私人修史撰述丰厚 (薛莹著《后汉纪》一百卷，何之元 著《梁典》三十卷）、文风丕盛而著称，宋代桐城大画家李公麟，诗画皆精，他创造的白描画法， 影响及于后代，为中国绘画史上巨擘;明末桐城方以智，集哲学家、科学家于一身，天文、地理、物理、医药、音韵、历史、诗词、书、画，无所不精。其《物理小识》影响在清初即已播及海外，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明末名臣，著名水利专家，东林党主要成员左光斗也是一位大儒。清初戴名世，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也是清代文字狱第一批受害者。他们聪智博学，正气乾坤，永远值得后人特别是桐城人景仰。

　　桐城派作为一个文派，其影响之广，历时之长，(延继200多年)代表人物之多 (汇集散文家1200多人，作品留下传世之作2000多种)，在同一时期，海内无出其有者。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引用吏部主事程胥芳、编修周永年云:“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容有夸张，亦足见其影响。近代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一代大儒曾国藩就自承 是桐城门下，而他的“曾门四弟子”——张裕钊、黎庶昌、薛福城、吴汝纶，除张裕钊外均是接受老师心法，学以中西合璧，文从桐城遗风。由于桐城派要求语言雅洁、文以载道，对反八股文风有积极的作用，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八股文风仍然遗害甚重，毛泽东就专门写过《反对党八股》，直到今天，八股祸害仍让人深恶习痛绝，因此，大力弘扬桐城文派的这种精气神，在今天更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就桐城派来讲，它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进入近代，面临 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其代表人物姚莹在身先士卒率领台湾军民反抗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对台湾的侵略时，就将治学的目光投向边疆史地考证，成为近代边疆史地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到了后期的代表人物吴汝纶，已经十分注意吸收新思想，注意“洋务”和“维新”。他在甲午战后，东行日本，考察中日教育之得失，力主教育改革。他创办桐城申学，聘请日本人来当教师，在给桐城中学撰写的楹联中，上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下联“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其教育思想可见一斑。桐城派代有传人，仅民国十八年刻本《吴门弟子集》就记录了吴氏亲传弟子72人（另 有152人有待收入），其中较著名约有李刚已、马通伯、李光炯、姚叔节、严修、廉泉等人，这些人大多是明末清初文坛上的风云人物;又绝大多数同情变法，支持改革，如李光炯先生在皖兴办新 式教育，又为支持安徽的辛亥革命作了大量工作;廉泉是吴汝纶的门人兼侄女婿（吴芝瑛丈夫）既同情革命，又继承吴汝纶遗志，编成大型史料文献《李文忠公（鸿章）全书》。值得注意的是， 吴氏弟子中，还有日本学者多人，如中岛伯成、野口多内子、早川新次等，可见桐城派当时即已影响到海外。 桐城派这种重人才、重教育、重改革、重创新的精神，也仍然是今天我们需要大力弘扬的。

　　近代知名的桐城派学者除姚莹、吴汝纶外，尚有大学问家、文学家方东树;史学家、教育家马其昶(通伯)，他是《清史稿》主纂 之一 (按:中国廿五史，后两部主编都是桐城人，另一位是张廷玉主修《明史》);吴之瑛，善诗文、书法，秋瑾挚友，秋瑾被害，她冒险保护其亲属，并葬秋瑾于西湖畔，亦女中英杰。当代著名学者则有:朱光潜，海内外负有盛名的美学大师;方东美，哲学家，在台 湾、美国任教讲学50多年，著述甚丰，被誉为“一代大哲”;叶鼎彝 (丁易），学者，以研究“小学”见长，方令孺，女诗人，散文家; 方殊德(舒芜），学者，杂文家，“红学”家;孙德和，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黄镇,号称文化外交家(他的民征组画可称 “史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持文化部工作多年。如此多的文化精英人物，在一段不算太长的历史时期，如此集中地产生于同一块地域，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正所谓“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在种种资源中，人才资源是一种最可贵的资源，高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应该和该地区的文化传 统、文化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沿海省区的经济高速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桐城亦以其浓郁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好学上进的风气，过去有“穷不丢书，富不丢猪” 之谚。改革开放提出发展商品经济不久，桐城人随即闻风而动，在一缺资源、二缺资金的情况下，注重人才，勇于开拓，卓有成效，这与桐城的文化优势有着密切关系，可称之为“文化兴县”，证明了文化和经济建设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举办“桐城派文化节”，既是宣传桐城、进一步扩大桐城知名度的需要，更是光大桐城派精神的需要。有利于弘扬区域历史文化遗产，以便为桐城乃至整个安徽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