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远逝，何处觅朱公？ （蒙哥马利元帅指名要见的中国人）

桐川

[size=3]斯人已远逝，何处觅朱公？

——朱奇武逝世十年祭



陈夏红



2002年5月5日上午，中国政法大学师生欢聚人民大会堂，在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所在地，度过了自己五十周年华诞。

校长徐显明在致词中指出，“50年的辉煌业绩离不开几代法大人的艰苦努力。我们将永远铭记法大的开创者与建设者们。我们不会忘记钱端升先生、戴峥先生、雷洁琼先生，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代人铸就了法大永远的信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传统。”徐显明还指出，中国政法大学也不会忘记朱奇武等25位老先生等为代表的，为法大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名师。“他们对真理的热爱，对学术严肃、严谨的精神，对学子的殷情，对法大发展所倾注的满腔热情都将鞭策我们后来者薪火相传。”徐显明说。

朱奇武简历

事实上，在徐显明代表学校提及的25位为法大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处开创性贡献的名师中，除了王名扬、潘汉典、江平、陈光中、张晋藩、巫昌祯等至今仍然在学术界名重一时之外，差不多一半以上的老先生已经驾鹤西归，没有能够看到法大50周年校庆的盛况。这里面就包括1995年6月23日逝世的朱奇武先生，笔者做此文时，正好是他逝世十周年纪念。

朱奇武是谁？即便是在诸老先生“献了青春献子孙”的中国政法大学，恐怕也没有几个学生能够答得上来。在互联网上输入“朱奇武”三个字，结果亦寥寥，大多都是学术论文引注中才出现，只有个别文章中提及朱奇武，那时因为朱奇武的学生现在都发家致富了，搬出老先生以示孝道。

由于法律与政治形势的过分密切，中国法学史上失踪了好多人，当年“南有东吴，北有朝阳”、“无朝不成院”的盛况自1949年之后就彻底消失。朱奇武先生和民国时期的法学重镇东吴、朝阳都没有血缘关系，可列举法学史上的失踪者的名单，朱奇武老先生恐怕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要想在学术史上清晰地找出朱老先生的位置，恐怕还得费一番时日。

所幸在1991年出版的国内唯一的《中国法学家辞典》中，收录了“朱奇武”的词条。据此以及其他资料，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朱奇武先生早年的一些情况：先生系当代国际法学家，出生于1917年，安徽桐城人，早年曾就读过太原国民师范附小。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6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1950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院，获哲学博士学位。据说当年朱奇武出国时，同船前往的还有同样生于1917年、曾在英国剑桥大学进修的汤宗舜先生。

朱奇武先生逝世后，署名为“小樯”的学生在《中国政法大学》校报上撰文纪念朱老先生提到，“先生一生充满了传奇的经历：他精通英日俄语，当年曾凭借流利的日语智退日军；大名鼎鼎的蒙哥马利元帅是他的同学，当年蒙哥马利访华时指名要见他，因此而使右派的他获得了解放；他武学深厚，卢沟桥事变不久就曾拿起过枪真刀实弹地抗日；许多国际大会都是他浓重的牛津口音才压住了阵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元照英美法词典》的主编薛波告诉笔者，朱奇武先生一口纯正的英语口语即是在牛津期间练成，同时潜移默化形成的还有先生儒雅的风度。薛波先生因为词典的事宜，在1992年～1995年期间和暮年朱奇武先生有较多的来往，该词典即是在朱奇武等诸多老先生帮助下历经十余年时间做成。

风雨如晦三十年

1949年在牛津大学研究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正当风华正茂之年的朱奇武先生毅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回到了到处欣欣向荣的祖国。“国民党政府那时也千方百计拉拢我父亲他们去台湾、香港。可那时我父亲他们都觉得国民党真是腐败透顶了，新中国成立后总觉得一切都有了奔头，正好可以实现他们心中的抱负，所以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回到了大陆”，朱奇武先生的女儿朱晓玲告诉笔者。

按照《中国法学家辞典》所收录的“朱奇武”词条，回国后的朱奇武先后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做过助教和讲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后，在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所大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系，以及华北革命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了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赶制“枪杆子、刀把子”的北京政法学院。朱奇武先生即是此时开始了自己后半辈子的政法人生。

在反右运动中，朱奇武被划为右派。据2002年出版的《中国政法大学》校史载，整个反右运动中北京政法学院有包括钱端升院长在内的177人被划为右派，而其时在校师生总数亦不过1073人。朱奇武先生成为其时北京政法学院几近五分之一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一。

对于朱奇武为什么被划为“右派”，由于对档案和史料的发掘有限，笔者目前还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更为关键的是，就笔者手头的资料看，朱奇武并没有留下多少被划为“右派”的资料。法律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集》中收录了杨兆龙、钱端升等26位政法界“右派”的37篇“谬论”，比如钱端升的《批评“三害”》、王铁崖的《政法教育界的“三害”很严重》等文章，却没有朱奇武先生的文章。

朱奇武的观点或文字中，唯一和反右运动搭界的，是朱奇武先生在1957年5月13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从国际法看法律的阶级性与继承性》，此时正处“阳谋”阶段，离反右正式开始尚不足一月。

关于法律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的讨论，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京沪法学界的一件盛事。这场大讨论最早发端于上海，而起因则是1956年的第二期华东政法学院学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李良的《“百家争鸣”和法律科学》以及刘焕文的《在“百家争鸣”中谈旧法思想》。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在上海法学界掀起轩然大波，华政学报编辑部遂在1956年的10月31日邀请上海市政法部门、政法院系以及其他方面的法学家三十余人进行座谈。在该座谈会上，除了两位作者之外，发言的还有孙晓楼、杨兆龙、洪文澜等学者。后来杨兆龙据其发言写成《法律的阶级性与继承性》一文，与上述学者的座谈发言一道在华政第三期发表。1957年初讨论在京沪两地深入，这场讨论日趋热闹，《法学》双月刊、《政法》双周刊和中央政法干校《教与学》等都主要针对杨兆龙的文章，陆续刊登了关于法律的阶级性与继承性讨论的论文。甚至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上海法学会遂于1957年3月14日召开了上海法学界第二次学术座谈会，华东政法学院、负担大学法律系、上海法律学校的教师和上海市各政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五十多人与会。

朱奇武先生的文章发表时已近讨论的后期。朱奇武认为，国际法规范本身并没有阶级性，资本主义国家适用它，它就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国家适用它，就变为社会主义性质。“它既是资本主义的，又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是说，公认的国际法规范具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阶级性，”朱奇武写道。同时，朱奇武也在同一篇文章中承认了国际法中继承性的存在。朱奇武的观点，实质上否认国际法的阶级性，而主张国际法有继承性，事实上和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与杨兆龙的观点保持了一致。

1957年6月8日反右开始后，杨兆龙即被列为上海市政法界与王造时并列的头号大右派遭受批斗。既然朱奇武先生的观点和杨兆龙的观点一样，那么在反右或者反右补课中朱奇武被划为“右派”即属顺理成章。

“这些事情父亲那时候也很少跟我们说。他是一个喜形容易露于色的人，有时候我们看他情绪不太好，可能就是这方面的原因。”朱晓玲说。

此后的朱奇武基本上就靠边站了。在《中国政法大学校史》中提及，1965年7月，受政法教育神秘化和完全政治化的影响，加上有些领导指示北京政法学院为党校性质的学校，要培养无产阶级专正的干部，北京政法学院党委专门讨论了党外教授的安排问题。当时党外教授有9人：雷洁琼、严景耀、曾炳均、钱端升、戴克光、吴恩裕、汪暄、黄觉非以及朱奇武等。学院党委认为，这些党外教授既不能参加学院的领导工作，也没有让他们开的课程，对其不易安置。经上级批准，学院成立了研究室，由雷洁琼任研究室主任，专门编译有关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方面的资料。研究室作为学院的一个学术性机构，在名义上归法学研究所领导，由北京政法学院代管。

1970年12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撤销北京政法学院，全体教师到安徽办五七干校，次年2月位于安徽雎溪县五铺农场“五七”干校正式开张。1972年4月北京政法学院教师五七干校被撤销，大多数教师干部在安徽就地分配。朱奇武先生在文革中经历应该与此息息相关。

八十年代：贡献余热的年代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内形势大为改观，北京政法学院在邓小平的关心下得以复办，并在1983年正式组建了中国政法大学，由此迎来了五十年校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此时的朱奇武已经整整六十岁。这是今天国家法定的退休年龄，而此时朱奇武却和很多老教授一样，却才枯木逢春，开始自己作为法律学者的人生，真可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回到北京之后，朱奇武担任过很短一段时期的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

在八十年代早期，朱奇武主要就是参加了法律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统编教材《国际法》的编撰。中国政法大学93级研究生王利民在回忆文章中说，“我从高等学校统编教材《国际法》这本书中第一次知道朱先生的名字，那时我还在南开大学法律系就读。”

据中国政法大学84级研究生、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告诉笔者，他读研究生时听过几次朱奇武先生的课。朱奇武先生其时为副教授。“那时候评上一个教授可真是不容易，主要凭你写的论文，副教授的水平亦是很高的，”李曙光说，“朱奇武老先生讲课比较有意思，具体情形忘记了，不过他说话速度比较慢，嗓音略微有点哑，说英语非常好听。”

李曙光还告诉笔者，“朱奇武老先生讲课时多少有点照本宣科，很多时候包括他的文章，似乎都是站在政府的代言人的角度发表文章。”李曙光所指基本属实，整个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初期，朱奇武先生先结合国际法专业知识，撰写了大量具有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的文章。

比如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通过了海洋法公约，朱奇武即针对该公约第17条的规定，撰写了《论军舰不应该享有无害通过权》。1984年中英之间关于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之后，朱奇武即撰写了《从国际法看香港问题的解决》。九十年代初，东南亚国家先后残食我国南沙群岛的主权，朱奇武即就此撰写了《从国际法看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发表在1990年6月号的《政法论坛》上。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朱漆就撰写了《海湾危机与国际法》，发表在是年第6期的《政法论坛》上。1992年小平南巡后，朱奇武写了《加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开放海南》的文章发表在是年第4期的《政法论坛》上……类似的文章不胜枚举。

然而，朱奇武的论文中评价最好的，却是其在八十年代初期湖广债券案发生后写的文章《论湖广铁路债券案》。关于湖广铁路债券案的经过及结果朱奇武文章或倪征燠的自传中均有详细的介绍，兹不赘述。朱奇武指出，“美国法院的判决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对管辖权、偿还债务的义务、关于扣押中国财产的问题、关于国际诉讼民事程序问题邓诸多方面，认为“美国国务院有责任采取积极步骤妥善处理”。

薛波告诉笔者，“研习法律的人不能离社会现实很远，你听朱老先生讲课，可能一个小时中他会拿出五十九分钟的时间，会把社会问题拿出来和你进行学术上的讨论，这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风骨。”

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有法学组，有高名暄、张国华、沈宗灵、马克昌、王叔文等各方代表，政法学院是甘绩华，组长是张国华。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介绍，“组里成员没有国际法专家，因而在一年一度评审课题时，就需要临时请专家评议，没有投票权。著名国际法专家如李浩培等大多年高，不便打扰，朱奇武还算‘年轻’，而且学问深厚，因此请他。”朱奇武主要负责国际公法方面课题的评议。

“请朱奇武先生大概有两、三次吧。具体记不清了。反正请他，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他很认真公正，发言也谦和，大家也尊重他。”这位先生说，“他鹤发童颜，慈眉善目，说话儒雅，但似乎比较谨慎。”

中国政法大学82级研究生、现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亦云：“就法大读研期间的有限观察，朱先生在学生心中的感觉并不那样了得。他谦和，但是似乎在学识上也相当平常。记得在西南读本科时，我们的国际法老师罗世英先生就在课堂上带着挖苦的语调说这位同行看不懂他的文章。（罗本人在西南校园里傲视同侪，放言无忌，其评论或许要打些折扣。不过，我读朱先生的文章，的确有无甚高论的感觉。）在国内法领域中，宪法学界保持学术独立最不易，国际法方面，由于长期习惯于随声附和，千士诺诺，因此特立独行的学者也是少之又少。朱先生也不是一个很独立的学者。私下觉得，与朱先生同事的汪暄教授为人为学更值得敬重。”



烈士暮年，壮心未已

“朱老先生很多时候非常让人感动。我们做词典过程中，很多时候关键场合都多亏朱奇武老先生的亲自出马，才使得形势豁然开朗。”薛波说。朱老先生的这种热情来自于其对青年人事业由衷的支持和热情。“只要你来找我，那你觉得我可以，我就跟你走，”薛波告诉笔者，“每次我们去找朱老先生，他都是这种态度。”

由于时代的风云际会，朱老先生这一代法学家的青壮年时代完全被政治运动吞噬掉了。到了能够研究的时候，时间、精力等等就无法保证了。“他们这一代学者的贡献，更大的地方在于对于人才的培养，他们为此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李曙光告诉笔者。

朱奇武为什么会在知识界乃至学界默默无闻？中国政法大学在读国际法研究生的吴耘则认为，“朱老先生的学生基本上都出去了，不管是在政法还是国内学界，都没有人去捧他，或者说这种力量还没有成形，这样就显得朱老先生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这可能是朱老先生不为人知的原因之一。”

清华大学的许章润亦在文章《书生事业，无限江山》中指出，“二十世纪后期的法律教育，这辈人亲力亲为，担纲挈领，倾注心血最多，贡献最大，有典基之功，启蒙之效，中国法学教育史上，当浓墨载记。虽身心伤痕累累，却隐压不计，任劳任怨，风雨无阻，是这辈学者中杰出之士的共同形象。” 而从上下文来看，许章润对朱奇武先生归入第四代法学家。

作为第四代的法学家，朱奇武对于干训班出身的中国政法大学似乎并没有亲近感。这一点和钱端升等又有着非常惊人的一致，钱端升氏在八十年代两次捐献自己的藏书，都给了北京大学，而不是自己曾经积毁销骨的北京政法学院或中国政法大学。

1983、84年，中国政法大学要印刷招生简章，因此请时在该校教书、现为著名战地记者的唐师曾应邀为朱奇武、杜汝楫等先生拍标准照，“拍完之后，他没头没脑地给我来了一句：‘中国除了北京大学，就没有大学了’，”唐师曾告诉笔者。

1994年《中国政法大学》校报开设“教授论师道”专栏，朱老先生撰文《论学习和研究》，指出学习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并学会使用工具，多读，勤写作。对于写作问题，朱奇武专门指出，写作有许多环节：选题、大纲、搜集材料、组织材料、动笔写作以及结论和修改。仅修改一项，我们就可看出朱奇武先生学术上的严谨：“写完之后，从文字到内容，要反复修改、删节、补充、修改、加工，至少要看两、三遍，改两、三遍，将不必要的字、句、段删掉。”朱奇武写道。

中国政法大学93级研究生王利民写道，“我感到朱先生的论文资料非常翔实，即便是一个小问题，也是有据可查、论文论证严密，逻辑性非常强，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朱先生渊博的知识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小樯的记述中也发现，“先生对自己的学生非常严厉而慈爱，他深知我们每个人的缺点。6月8日在海洋局开会，他还对王可菊老师讲我人太老实，，不够练达，拜托王老师多多关照。”

而此时，朱奇武先生烈士暮年，壮心未已，兴致勃勃地计划撰写完《中国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全部14章内容，做出对自己在国际法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整体总结。然而，岁月不待人，谁也没有想到1995年6月23日的那个中午，朱老先生会在椅子上安逸地驾鹤西去，留给我们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从此，大学校园里永失了一处风景，欢乐的课堂变得清寂，遥远不列颠岛上的波得里恩图书馆再也等不到他东方的儿子了。”朱奇武的学生们在《中国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的后记中写道。这部著作在朱奇武逝世三周年的时候，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呜呼，斯人已远逝，何处觅朱公？



2005年6月23日凌晨于昌平舒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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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川

朱奇武先生早年的一些情况：先生系当代国际法学家，出生于1917年，安徽桐城人，早年曾就读过太原国民师范附小。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6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1950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院，获哲学博士学位。

先生一生充满了传奇的经历：他精通英日俄语，当年曾凭借流利的日语智退日军；大名鼎鼎的蒙哥马利元帅是他的同学，当年蒙哥马利访华时指名要见他，因此而使右派的他获得了解放；他武学深厚，卢沟桥事变不久就曾拿起过枪真刀实弹地抗日；许多国际大会都是他浓重的牛津口音才压住了阵脚……

童中

朱公大名久闻矣
只今才知属桐城

不过可能只是祖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