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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学
我上小学的时段是1969年至1973年。1969年2月10号左右是上小学的第一天。吃过早饭就背着一个布做的空书包到了生产大队小学(那时候的生产大队就是现在的村),到老师那里报上名字,交了一个学期4角5分钱的学费(说明一下,一直到二年级都是这个价、三至五年级时9角钱),领到了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就回家了,老师说第三天正式上课。
正式上课开始,就是给一班桀骜不顺的小牛犊栓笼头。记得1、2年级是的语文老师是陈国英女先生,3-5年级是李庆宽先生,算术老师全部是高添智先生,体育老师陈舟启先生,还有图画课、唱歌课的执教先生已经记不起来了,真的对不起这几位记不起来姓名的先生了。
小学5年(当时的小学是5年学制),也是自己调皮捣蛋的5年。第一个学期就闯祸了(记忆犹新):上学3个月左右,一天上午第二节课间休息时间,我和班上另外5、6个调皮的同学把学校的大门从里面给关上了,第三节课上课铃一响,被关在门外操场上的同学都进不了教室所在的院子,外面往里冲、我们几个在门里面顶着门,到上课铃响快结束时,我们里面的几个突然把门给打开,好几个同学一下就摔倒了,门闩和门扇的转轴也给搞坏掉了。老师来处理,拧着我们的耳朵给拖到各自所在的班上罚站,一直到中午放学为止,耳朵也给拧出血来了;老师还要其他同学带信给家长、说了我们所干的坏事;父亲在看过老师写的条子后(父亲是在1949年前读过5、6年书的),给了我一顿臭揍。
幸好我的学习成绩好,不是自夸哦,小学5年从来都是班上第一名的,也因此深得各位执教先生的喜爱。因此,在学校偶尔的小过错先生就不会告诉家长了,但我自己被先生教训的日子却是多多了。我的先生们基本上都是1949年前后的读书人,教训的方式轻的是一顿臭骂,重的就是在脑袋上凿板栗、用尺子打手掌,还有拧耳朵,都是皮肉受点苦、绝不会伤筋动骨的。故乡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被先生打了回来还不能跟父母说,要是说了弄不好还会挨二次揍的!因为父母的看法很简单:肯定是我害,被先生管教得好!在此我真的感谢教过我的各位先生,可能就是因为挨打才记住了好多的道理。
小学时段也是最不懂事的时候。那时候的农民真的很苦,我的记忆里,饭是永远吃不饱的。早上和晚上都是粥,中午一般还是干饭;但秋天山芋收获的时候早晚基本上就是山芋当主食了,中午干饭也会加上一些山芋,春天煮饭时就加上很多的菜薹一起做成菜饭或菜粥(不可和现在的山芋、菜饭菜粥做直接对比的)。那时候,山芋都吃厌烦了,特别是1969年因水灾吃的救济粮是北方的山芋干、更难吃。吃的菜都是自家种的,春天莴笋和白菜、夏天辣椒茄子黄瓜豆角、秋冬就是白菜和萝卜;只有逢年过节才有肉吃,也就是不多的量。而我家因为有5个兄弟姐妹,只有父母亲干活,工分少、分的粮食也少,年年都不够吃,每年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都要想有余粮的人家借粮吃,待到早稻收割后再还给人家,一直到初中毕业都是这样的生活。所以我对张贤亮《绿化树》里面的男主角章永麟对食物的那种渴求心理特理解。
1973年12月到了,也就是小学毕业的时候了,当时不是每个小学生都能上初中的,因为一个公社(就是现在的一个乡)只有一所初中、而一个公社有10多所小学,初中容量有限,只有部分小学毕业生能上初中。当时不是按成绩来的,而是毛搞的那一套推荐上学的法则,再加上我的家庭成份是地主,虽然成绩在全小学是第一,但能否上初中只能听天由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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