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回忆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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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凯文：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邱会作回忆录》述评

邱会作将军去世９年后，他的回忆录终于在今年１月底在香港问世。这部书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上下册，共９９８页，约８０万字，包含前言、正文、照片、附录、生平简历等（下文引用时仅注释页码）。这是自２００６年《吴法宪回忆录》出版之后，被毛泽东与中共打倒的所谓“林彪集团”中又一位重量级人物发表的回忆录，有重要的代表性，更具史料之价值。它的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读该书，感慨良多，现将读后之感想随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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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料珍贵

　　《邱会作回忆录》之史料珍贵表现在很多地方。举例来说，该书上册的第十五章，题目为“林彪对我军建设的贡献”。以往官方出版的书籍或文章，在谈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林彪在中共政坛上的作用时，都简单地将林彪提倡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作为一个重点，意在说明林彪投毛泽东之所好，将个人崇拜等一系列极左的思想灌输进军队的政治工作当中，对中国军队的建设起了负面的作用。读了邱会作的回忆，我们知悉，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只是其建军思想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林彪真正下功夫花心思在中国军队与国防建设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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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０年１、２月间，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林彪代表军委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针对中国国防的现实状况，林彪提出了“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即“北边以长江为界，对从鸭绿江到象山湾沿海一线的来犯之敌要顶住，要死守，寸土不让。对南方来犯之敌，可以考虑放进来打，因为南方来犯之敌是从海上来，敌人没有后方，放进来切断退路，围而歼之。”关于部队的建设，林彪提出“作战方针是部队建设的总纲，全面提高部队战斗是部队建设的中心。政治觉悟、军事技术、指挥灵敏、保障能力是部队战斗力的四大要素。我们还必须建设能干的统帅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都是战略指挥部，管战略是重要任务。”针对国防工程，林彪提出“要立即着手搞国防工程，部队自己要担负起这项繁重的任务。要在全国实行坑道化、要塞化、地下化。”与此同时，“要根据作战计划在全国建立战略、战役供应基地，后勤保障实行基地化，像‘开旅馆’一样建立基地。基地工程要上山、靠山、分散，多打洞子，能够经得起敌人空袭。”关于边防的问题，林彪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不逞英雄，二是不打第一枪，三是建立边防“真空”。（页２５１－２５３）林彪在讲话中明确了中国国防战略的方针和基本政策，解决了中国军队建设的主要问题，形成了日后中国国防战略的整体思维和体系，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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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军队的编制，林彪深入部队基层，从４２军调来一个整编连队，作为研究军队编制的对象，邱会作回忆说：“现场会议在广州军区的广场举行，林总、罗瑞卿和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都同连队指战员一起，席地而坐，展开了细致认真的研究。”“经反复座谈，在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对连队的编制就定下来了。连队新的编制是：恢复以连为单位组织伙食的传统，按每十二个人编一个炊事员，除司务长、上士外，每个连队编一个理发员、一个司号员。对连队的编制花了上下午各三小时，最后定下来了，大家对这个新编制十分满意，在元帅们离场的时候，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鼓掌声。林总这么鞠躬尽瘁，令大家十分感动，散会的时候，罗总长亲自去扶他起来。据我所知，元帅们和各级干部、战士一起讨论、决定编制问题，在我军的历史上是没有的。”（页２６２）连队编制问题解决后，又开始研究军、师、团三级的编制。林彪决定，军长、师长、团长、政委和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等都参加会议。林彪特别指出“师是重点，军和团的机关都要力求精干，师则要充实一点”（页２６３）正式因为才用了上下结合的工作方式，军委拟定的编制草案页较为符合实际，野战部队三级机关的编制方案很快就确定下来。不仅如此，林彪也十分重视军队的后勤装备。在编制装备会议期间解放军后勤学院专门办了一个后勤装备展览，林彪亲赴展览，就后勤装备拍板定案，如战士用品，包括日用品和衣服、鞋袜、被子等；炊事用品，如行军锅、水桶、大小菜盆子等；连队公用品，如马灯、手电筒、担架、理发用具等，还有后勤装备工程车等。林彪事无巨细，事必躬亲。邱会作说：“林总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是经常下部队的，而且常常下到最基层，调查研究，组织连长、指导员开座谈会，取得第一手的材料，指导全军工作。现在不少部队的老同志都公认，从林总一九五九年上台领导军委日常工作，到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是我军的鼎盛时期。只要我们看一看林总的工作作风，他呕心沥血地扑在部队的工作上，就很容易找到答案。”（页２６６－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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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在大讲“突出政治”的同时更强调军事工作，特别是军事训练，在林彪眼里，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并不对立。邱会作深有体会地说：“林总历来是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的，林总多次讲过（大意）：我强调政治挂帅，这是不能动摇的，但是，不要以为讲政治挂帅就不要军事，那也是不对的。部队建设要全面考虑，缺了一样就不行的。现在我们应该这样想，军事和政治比较哪个重要？没有话说，政治第一。可是讲时间安排，那个应该多占一点，那个应该少占一点？政治应该少占一点，学文化也应少占一点，军事应该占多些。我看时间比例，军事应该占６０％、７０％以至８０％。但政治还是主要的，这是我们的基础，什么工作都要政治挂帅。”（页２７１）

　　林彪如此关注军队的工作，且亲力亲为地参与、指导，这在官史的记载中是看不到的。官史的记载只能得出一个林彪只搞了“个人崇拜”一件事，对军队事业的发展起了障碍作用。读了邱会作回忆这段珍贵的史料，我们对林彪或许会有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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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揭示罗瑞卿、“杨余傅”事件的真相

　　读《邱会作回忆录》最大的感受就是，该回忆秉笔直书，揭示了许多仍被当今大陆官方掩盖了的事实真相。军队涉及文革运动的几件大事，一个是文革初起时的罗瑞卿事件，一个是文革当中的“杨余傅事件”。邱会作回忆对此都作了较为具体而详实的揭示。读来令人感慨。

　　１、罗瑞卿事件

　　以往的官史和许多文革史的著述，都将罗瑞卿归结于林彪对罗瑞卿的不满和迫害，毛泽东当年主导的批判罗瑞卿也是受到林彪影响，偏听偏信，错整了罗瑞卿。这众口一词的说法却掩盖了一个重要史实，即倒罗事件本身就是军队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而这场斗争恰恰被毛泽东所利用，成为文革运动中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前哨战，而真正发挥倒罗作用的人恰恰是那些身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刘志坚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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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５９年林彪接替彭德怀主管军队工作后，林彪推荐已经远离军队工作的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代表林彪主持军队日常工作。林彪在１９６３年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脱离工作，休养为主，毛泽东遂指定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这以后，罗瑞卿对林彪的态度逐渐开始有了变化，军委内部两个阵营逐渐形成。这里贺龙、罗瑞卿为一派，背后有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另一派则是林彪、叶剑英、杨成武等人，军委内部的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是支持林彪的。贺龙成为军委内部的孤家寡人。（页３７０）

　　由于罗瑞卿与其他元帅之间的紧张关系，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等人成为倒罗的核心人物。据邱会作回忆：“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了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我听到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我的脑子一转，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１９６５年６月叶剑英还专门把邱会作找去家中谈话说：“对长子的问题，我告诉林总，已按照主席的意图同聂帅、刘帅、陈老总、杨成武都谈过，还要很快同有关同志打招呼，以免他们陷进去，有的会越陷越深。我们共同商定了一个打招呼的名单。第一步有你一个，然后视情况的变化，打招呼的人还要扩大。要尽量多争取一些人，不要陷到长子和他同盟的圈子里去。不过胡子（贺龙）的问题不要对外人提起。”（页３７７－３７９）显而易见，叶剑英才是倒罗事件中最积极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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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会作说：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召开的上海会议前，“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到杭州，向毛主席系统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毛主席听了汇报之后说：“霸道，我是可以想得到的，并同林彪同志说过，这个人浑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问题了。你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长子’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邱还说，上海会议期间“叶帅当着我们这些去看他的干部大声说：‘搬掉凶神，解放元帅！’他说；‘你们受压当然不好受，但你们到底还有工作，他对你们还是要客气一点的，否则对工作不利。对我他就不客气了。他根本不把我这样的人放在眼里的！’”（页３９３－３９５）１９６６年３月军委在北京继续开会，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会议上冲锋陷阵的还是去杭州给主席汇报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以及总政的一帮人，如李曼村、唐平铸等人。”会议结束时，叶剑英代表军委作了长篇发言痛批罗瑞卿。罗跳楼自杀未遂，叶剑英在总结中说：“‘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须真正地在政治上脱胎换骨。”（页４０９－４１０）

　　林彪对倒罗时什么态度呢？邱会作说：“毛对罗究竟是什么打算，当时林并不知底。林只知道罗给他丢了人，他提名的总长有那么多人不感冒，因此，林也有尴尬之处。上海会议，林彪没出面，回到北京开会，林既无参加，也无指示，更无主持会议，整个会议没有听到林的任何指示，林连面都没有露。这和开彭德怀的会完全是两个样子。”（页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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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事件的实质何在？邱会作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席六二年开始就想扳倒刘少奇，并在准备条件，等待时机到六五年时，毛倒刘的打算已基本成熟。倒刘要依靠军队，但军队在贺、罗手上，你罗瑞卿把军队搞成这个局面，能依靠得上吗？！再说，老帅的“状”都告到主席那去了，毛主席再重用罗等于他自己也支持纵容了罗，这样会得罪一大批老资格，毛主席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拿掉罗，这是主席的决定，这是主席端掉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战略部署。要端掉刘、邓司令部，首先要把中央书记处中的干将拿掉，拿住军权又是首当其冲的，因而，罗瑞卿的倒台也是首当其冲的，这就是毛主席的底牌。”（页３８０）

　　以上这些真实而具体的内容，我们从官史中是看不到的，因而罗瑞卿事件也就成为官方的一家之言，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也就这样被掩盖起来，一切罪责都归结到林彪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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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事件”是文革中期军队发生的又一起重大事件，身为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突然下台，出乎所有人们的意料之外。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将杨成武倒台归结到林彪身上，声称毛本人偏听误信了林彪的馋言云云。杨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也将他的倒台归于林彪的迫害。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邱会作的回忆让我们再一次看清了个中之原委。其大致过程如下（页５４９－５６６）：

　　（１）杨成武自做主张，提出由吴法宪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协助杨主持军委工作，而吴的空军司令一职由空军政委余立金接任。
　　（２）杨成武的主张并未事先征得军委副主席林彪的同意，而杨却一意孤行。
　　（３）杨成武、吴法宪就杨的女儿婚姻问题产生了矛盾。
　　（４）林彪为了息事宁人，要求军委办事组的其他同仁看望病中的杨成武，并设法做好思想工作。但杨成武却不领情，甚至要求将他的主张交由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小组去讨论，以此作为要挟。
　　（５）杨成武此时与江青关系甚为密切，杨成武提出将空军的问题交由中央碰头会讨论，实际上就是要把军队的事务交予江青干预。林彪对此很反感也十分警惕。
　　（６）杨成武是军队中仅次于林彪的重量级人物，杨当时不仅曾是毛泽东身边的红人，也一直是林彪锐意提拔重用之人。然而，林彪与杨成武之间产生了某种隔阂，林彪却说服不了杨成武，林只好亲自向毛泽东报告。
　　（７）毛曾就杨成武“大树特树”一文表示了不满，尤其不满杨喜好突出其个人，但碍于林彪对杨的宠爱而未有所表示。此时毛适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与会的人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他们决定：对杨成武的问题，事情要说清楚，结论不要做，暂时停止工作。
　　（８）余立金的所谓”叛徒“问题是南京军区从国民党旧档案之中找出来的，由司令员许世友派人送到北京。毛泽东亲自批准对余立金实行逮捕。
　　（９）傅崇碧因所谓“冲击钓鱼台”事件得罪了江青，江青坚决要求就此机会打倒傅崇碧。傅崇碧由此无辜受到牵连。
　　（１０）杨成武临行前林彪特意见了杨，林对杨说：“你现在到外地去住一个时期，对自己的错误，要认真反省；还保留你副总参谋长的职务；你现在就走，可以带家属孩子一起走，同你住在一起。”林彪还送杨到门口，与杨握手道别。杨被安置在洛阳附近原蒋介石的一处行宫隐居。杨以后的生活安排均由邱会作负责从优安排。
　　（１１）杨成武虽然下台了，但林彪也不是如中央文革碰头会和中央专案组那样把杨成武往死里整，而是让杨在外地闲居，坚持给杨副总参谋长的待遇，并不许专案组搞杨的专案，江青三番五次提出要整杨均被林彪拒绝。所以，杨成武可以安居洛阳，这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是极为少有的特例。

　　杨成武自己说：“整个关押期间，始终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一次话，没有核查过一次问题……”（《杨成武将军自述》　辽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版　页３４９）。杨成武自己的回忆与邱回忆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