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回忆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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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傅连璋问题，邱回忆说：“一次，总理、杨成武、吴法宪和我在场，江青对叶群说：‘傅连璋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过林副主席吗？现在，为什么不报仇！’叶群笑了笑回答说：‘傅连璋还好，就是教林副主席养身之道，现在他（林）自己都会查药典了。’江青认为叶群不识抬举，立即说：‘把傅连璋抓起来，待后再处理。’大家都不吭声，江青就火了，这时总理说这件事我来办。也就过了一天卫戍区来了几个人，给我看了总理的条子：“把傅连璋交给来人，周恩来。”我看了条子之后知道总理并不是指名叫我办的，我就给总后副参谋长陈庞打了电话，陈庞带着他们到了香山傅的住处，翻墙进去把傅连璋带走了，并关进了秦城。”（页５８０）“过了几天（那时我不在碰头会，不是天天见总理）我见到总理，问为什么抓傅连璋？总理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们没关系。’不久傅连璋就死在秦城。”日后的中纪委审查小组对邱说：傅连璋之死与你无关，你对傅连璋在文革中说过的一些批评的话，不能和专案混为一谈。（页８８８－８８９）

　　从以上几件事情来看，中央专案直接掌握在周恩来的手上，具体的医疗事务也都由周恩来负责，别人不得插手。可以说，解放军三○一医院对于罗瑞卿、贺龙的治疗是认真负责的，不存在人为的故意疏忽和官方所称的“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这个问题，当时的三○一医院从上至下都尽到了医务工作者的职责。至于傅连璋惨死于秦城监狱也与林彪没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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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傅连璋问题，邱回忆说：“一次，总理、杨成武、吴法宪和我在场，江青对叶群说：‘傅连璋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过林副主席吗？现在，为什么不报仇！’叶群笑了笑回答说：‘傅连璋还好，就是教林副主席养身之道，现在他（林）自己都会查药典了。’江青认为叶群不识抬举，立即说：‘把傅连璋抓起来，待后再处理。’大家都不吭声，江青就火了，这时总理说这件事我来办。也就过了一天卫戍区来了几个人，给我看了总理的条子：“把傅连璋交给来人，周恩来。”我看了条子之后知道总理并不是指名叫我办的，我就给总后副参谋长陈庞打了电话，陈庞带着他们到了香山傅的住处，翻墙进去把傅连璋带走了，并关进了秦城。”（页５８０）“过了几天（那时我不在碰头会，不是天天见总理）我见到总理，问为什么抓傅连璋？总理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们没关系。’不久傅连璋就死在秦城。”日后的中纪委审查小组对邱说：傅连璋之死与你无关，你对傅连璋在文革中说过的一些批评的话，不能和专案混为一谈。（页８８８－８８９）

　　从以上几件事情来看，中央专案直接掌握在周恩来的手上，具体的医疗事务也都由周恩来负责，别人不得插手。可以说，解放军三○一医院对于罗瑞卿、贺龙的治疗是认真负责的，不存在人为的故意疏忽和官方所称的“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这个问题，当时的三○一医院从上至下都尽到了医务工作者的职责。至于傅连璋惨死于秦城监狱也与林彪没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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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深刻反思“九一三事件”

　　林彪事件迄今为止仍被官方定位于“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但是官方却列不出林彪“阴谋政变”的证据。邱会作直接了当地写出了自己的看法：

　　“林彪真正搞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

　　第一，武装政变是特殊战斗，古今中外都一样，这种战斗来不得半点差错。我们所看到林彪搞武装政变的“证据”，就是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小舰队’，这根本不能说明林彪有什么问题，这些材料不仅不能说明问题，更不能证明任何问题。我们不要忘记林彪是大军事家，也是最有实战经验的，林彪要真的搞了什么武装政变，就没有不成功的。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还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只有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要搞武装政变，还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水到渠成吗？因此，假的东西要说成真的不可能的。

　　第二，武装政变要有最有力的指挥。林彪搞武装政变怎么好象是小孩做游戏一样的？

　　林彪要搞武装政变，他没有动用统帅部的任何指挥机构，没有动用各军种各大军区，也没有动用任何作战部队。这样象搞武装政变吗？林彪搞政变都不依靠我们，“林彪死党”的帽子白给我们戴上了！同样不要忘记，当时林彪不仅可以通过指挥系统指挥全军部队，而且也可以指挥任何作战部队。林彪没有动用任何部队，这也是搞武装政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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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深刻反思“九一三事件”

　　林彪事件迄今为止仍被官方定位于“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但是官方却列不出林彪“阴谋政变”的证据。邱会作直接了当地写出了自己的看法：

　　“林彪真正搞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

　　第一，武装政变是特殊战斗，古今中外都一样，这种战斗来不得半点差错。我们所看到林彪搞武装政变的“证据”，就是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小舰队’，这根本不能说明林彪有什么问题，这些材料不仅不能说明问题，更不能证明任何问题。我们不要忘记林彪是大军事家，也是最有实战经验的，林彪要真的搞了什么武装政变，就没有不成功的。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还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只有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要搞武装政变，还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水到渠成吗？因此，假的东西要说成真的不可能的。

　　第二，武装政变要有最有力的指挥。林彪搞武装政变怎么好象是小孩做游戏一样的？

　　林彪要搞武装政变，他没有动用统帅部的任何指挥机构，没有动用各军种各大军区，也没有动用任何作战部队。这样象搞武装政变吗？林彪搞政变都不依靠我们，“林彪死党”的帽子白给我们戴上了！同样不要忘记，当时林彪不仅可以通过指挥系统指挥全军部队，而且也可以指挥任何作战部队。林彪没有动用任何部队，这也是搞武装政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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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全国平静。事实证明，‘九一三’之后，党内、军内秩序良好，社会平静稳定。没有发现一个排、连、营、团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更不要说一个师、一个军了；同样没有发现一辆坦克、一架战斗机、轰炸机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政变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好像林彪政变就是自己在搞一场为了死的儿戏。那么，为什么都说林彪是搞武装政变失败而外逃的？这是借用‘九一三’事件来处理‘林彪问题’　的手段，只有把林彪先定为反革命集团搞政变的头目，才有处理的根据。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晚八时，当确悉林彪出走的飞机在外蒙温都尔汗机场机毁人亡，机上九人全部丧生。接着，汪东兴自己回中南海，同毛主席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毛主席的心情很好，并要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林彪成了死反革命，对‘林彪问题’可以随心所欲放手处理了。说‘九一三’是林彪搞政变，对毛主席是饮鸩止渴，并为邓小平否定毛主席准备了炮弹。”（页７８７－７８８）

　　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邱会作以自己独到的视角审视这个所谓的“林彪政变”事宜，邱的见解可谓真知灼见。事实证明，官方版本的“林彪阴谋政变”一说不过就是一个天方夜潭、欲加之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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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披露“两案审判”的内幕

　　１９８０年的“两案审判”长期以来一直是官方津津乐道的内容，声称这是中国走向法制的开始，身为两案审理知道委员会主任的彭真甚至说，要把两案办成铁案，传到子孙后代也推翻不了。一些御用文人们也不遗余力地为这场审判涂脂抹粉，如图们、肖思科的《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王文正、沈国凡《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等。那么事实真相如何？邱会作回忆为人们重新认识这场审判提供了新的视角。

　　１、官方利用当年的造反派充当审案者

　　１９８０年９月官方成立了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在秦城监狱开始对两案相关人员进行了连续十多天的预审。负责邱会作的预审组组长竟然是原来总后的造反派王瀑声。邱会作回忆说：“预审组由三个组员、一个记录，共四个人组成。我一见到组长王瀑声，即大吃一惊。王瀑声原是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王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几易其主的人，文革开始的时候曾经多次表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远学林副主席，近学邱部长，坚决跟着邱部长一起闹革命。但后勤学院造反派“星火燎原”成立之后，他又投降了造反派，当毛主席、林总、周总理派叶群把我从武斗场上抢救出去之后，王瀑声又痛哭流涕地要求回到革命派中来。‘九一三’之后，王瀑声又转回造反派一边去了，这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组长王瀑声的本来面目。”（页９０１）总后当年的造反派在江青的支持下一度非常得势，把总后搅得天下大乱，他们在总后机关大抓“保皇派”，一共抓了四百多人，将总后的办公楼变成了临时监狱。（页４９２）后来又对邱会作实行惨无人道的武斗，几乎置邱于死地。邱会作在林彪、周恩来的支持下重回总后工作后，曾经处理过一批这样的造反派。现在官方为了搞好审理工作，竟然起用这些当年被打压下去的造反派充当审案者，如此审理毫无公正、客观可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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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背离历史事实，强加罪名

　　两案预审小组先定罪名，然后再寻找证据。在预审之时，先将邱会作划入林彪反革命集团。将邱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其理由是“你是林彪的亲信，当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这还有什么疑问吗？”“亲信就是结帮、重用、安插位置。林彪不正是这样对你的吗！”“你是政治局委员就决定了你的问题的性质！这点你总不能否定吧！”（页９０２）预审组对此却提不出任何像样的“证据”，他们罗织出来的罪行主要又三条：一是指责黄吴李邱等人与林彪搞了政变，二是在党的会议上攻击了老帅，主要是指邱会作对徐向前的批评，还有用医疗手段整老帅的问题，三是邱在台上时总后迫害了一些干部群众，乃至一些人不幸死亡。第一个问题，不仅黄吴李邱没有涉入所谓的“政变”事宜，连林彪本人的涉入的证据都没有，唯一的一个叶群、吴法宪、邱会作于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在毛家湾策划过政变的证据也被当事人吴法宪所否认。第二个问题则是邱等人在党委会上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的部署批评一些老帅，如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徐向前。如果这可以当成罪行的话，那么首先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至于涉及老帅们的医疗治病问题，都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中央专案组一手操办，根本不经过总后，与邱本人无关。第三个问题较为复杂，文革运动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自上而下，全国人民都被卷入，无数的人受到迫害，而作为发动运动的首要人物的毛泽东却不在两案审查小组的追究之列，而将罪责推给几个被打倒的人身上，毫无公正可言。邱会作说：“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革命，一直是在左的思想下进行的。全党、全国都乱了，幸亏军队相对保持了稳定，为了部队的稳定，必须清理整治反对党委，搞造反夺权，搞打砸抢的造反派，和后来清理三种人是一样的。当然，在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整过的、整错的肯定会有的，如果我们仍在工作，我们也会在运动后期进行甄别。在这里我也坦率地说，我是部长、党委第一书记，这个帐记在我头上，我承担责任，我向整错的人道歉。”（页９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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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邱会作的自我辩护和对“两案”审判的认识

　　关于林彪与江青的关系，邱会作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林彪反党集团”。邱说：“根据历史事实，林彪、江青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维护毛主席，有过工作的关系，但主要是斗争。这里，我不讲林彪同江青斗争的全部问题，只简要说四点。

　　“第一点，不准造反派夺权。林彪对六七年一月上海‘一月革命’是没有表过态的。正是因为如此，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还有人指责林彪是后台，这点你们可能不清楚。
　　“第二点，不准中央文革插手军队。林彪防止中央文革插手军队是像防贼一样的。不准他们进来；也不准军队有中央文革的代理人。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就是为了挡住中央文革的张春桥进军队的。
　　“第三点，不准军队搞四大。六六年五月间，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之后，中央军委立即决定，军队不搞‘四大’，只搞正面教育。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中央军委发布了八条命令，三月间，中央军委又召开了全军军级干部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对稳定军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四点，不准江青一伙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没有夺去军队更多的权力和军队没有乱，林彪是有功的，军委办事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九一三’之后，江青一伙大发横财的主要‘资本’就是他们抓住了‘林彪反党集团’反江青一伙的事实。”（页９０２）

　　邱会作总结说：“在将近十年时间里，我经过了江青一伙在位时的中央专案组的审查，中纪委审查小组的审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这三种审查，出现了两种鲜明的对照。中纪委审查小组（包括侦察预审）的审查基本上是执行党的政策的，真正把我的问题搞清楚了。江青一伙在位时期的中央专案组和高检预审组的审查，是一样的，其目的都是要把我审成反革命。高检预审组的审查手段，搞的是讹诈，并且是挂着中央牌子和穿着法律外衣的讹诈。”“对邓小平来说，反对他们的人是‘三种人’，的确也是‘三种人’。可邓小平却借着公审的牌子，利用反对我们的‘三种人’为自己服务。他们为了打击我们，说我们跟着林彪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为了打击毛主席，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说我们跟着毛主席干文化大革命。”（页９０８－９０９）邱会作的见解可谓一针见血，将“两案”审判的实质一语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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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回忆录存在的部分瑕疵

　　书中说：“陈伯达到毛家湾后，林对陈说：‘你是文革组长，对群众有说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会作！’陈可能是第一次见到林彪下命令的样子，有些紧张，马上用红蓝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下：‘立即放出邱会作，陈伯达。’叶群拿着陈伯达的手令，火速赶往总后大院的武斗现场。”（页５０９）下命令救邱会作的是林彪还是陈伯达？根据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晚上九点前后，叶群来到秘书办公室，一进门就拿出一张白纸条放在办公桌子上。‘首长决心要保邱会作。’叶群情绪激昂地说。她指了指那张纸条：”这是首长和老夫子亲笔写的。老夫子今晚来见首长，我把他也抓住了。你们都来看看。几个秘书都上前看那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几个鸡蛋般大的草体字：‘立即放出邱会作　林彪　陈伯达’。前面几个字都是林彪的字体，在林彪签字后面，是陈伯达的亲笔签名。”（张云生《毛家湾纪实》　北京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页６９）笔者认为，陈伯达本人并非强势之人，以其性格恐怕不会写如此直接了当的“命令”，林彪对军队的干部尤其是自己的老部下极有感情，为邱的遭难而愤怒，由此而写下这样一道命令，事实上也只有林彪有此魄力敢下这个命令。

　　书中说：“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文化革命的大风浪之后召开的，江青、康生把持的中央文革想要独霸对大会的领导。为此以林彪、周恩来为首，以军委办事组为骨干，以及当时在前台工作的同志们和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斗争的中心问题，就转为在九大为保卫党的领导权和江青一伙夺取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了。”（页６１３）此一说法似有不确。笔者认为，中共九大的召开，实为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集团后，要在理论上予以论证并在组织上予以完成必要的手续，也就是要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合理化、理论化。那个时候军队与文人两派都在毛泽东的大旗下行动，都要听从毛泽东的指示，双方还谈不上“保卫”或“夺取”党的领导权的问题，双方的权力都来自毛泽东。可以说林彪等军队领导人对江青极左派有抵制，如“二月逆流”，但在毛的强势压力下一触即溃，江青势力如日中天。但是九大前，毛泽东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刘少奇已被打倒，毛泽东另有考虑如何将剩余的老干部势力与造反派势力结合起来，即将九大开成“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所以，无论是林彪还是江青都在毛的旨意下活动，党的领导权就在毛泽东的手中，毛想让谁上台谁就上台，毛想让谁下台谁就下台，林、江都处于从属地位，说林彪保卫了党的领导权实在拔高了林的作用，林最多也就是保存了军队干部的实力，在党内有一席之地，是制约江青的一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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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说：“在九大，林总同江青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林总胜利了，江青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页６５８）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似乎并不成立。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理论上，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毛泽东极左路线占了上风，九大通过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通篇论述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林彪支持的陈伯达撰写的稿子《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被毛泽东所否定，因为陈伯达要讲的是发展生产力，搞好生产等，不符毛泽东的口味。毛对陈伯达起草报告的否定说明林彪主张的政治路线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林彪居于下风。然而在组织上，江青等人并未得到实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虽然进入了政治局，但是中央文革却寿终正寝，对于江青来说这不啻是一个重大损失。但是不让中央文革继续存在还是出自毛泽东的政治盘算，难以说明就是林彪抵制的结果。毛泽东如果让中央文革继续存在，无论是林彪还是周恩来都只有恭敬从命，不敢稍有违逆。毛泽东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让江青等人发挥新的作用，它并不代表毛打算改弦更张。所以不宜说林彪在九大上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只能说林彪为首的老干部在政治局内保存了相当的实力，是当初军队代表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离开政治舞台后的继续。

　　笔者还认为《回忆录》的第三篇的题目似有不妥，该题目是“人民军队忠于党”。笔者认为这个题目的含义应该是说解放军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从党中央的命令，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听毛泽东的命令。可是，这一篇的主要内容都是林彪、叶剑英、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造反派，遏制军内造反派的行为，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所不喜的。毛泽东要求军队支左，支持造反派夺权，军队内部虽然也有一些极左分子积极响应，但是后来都被林彪打压了下去，特别是军委八条命令之后，各地军人镇压造反派，如“青海二二三事件”等，大开杀戒。林彪还利用“五一三事件”打垮了军内的造反势力。武汉发生的“７２０事件”也是军人起来反毛的倒行逆施，等等。这显然不能说军队完完全全听了毛泽东的。换句话说，解放军的行为在文革之中并非“忠于党、忠于毛”，而是根据各地的情况而有所不同，有些干脆就是抵制造反派，乃至毛一度认为军队７５％不支持造反派，毛甚至提出要武装左派，发枪给他们等等。连林彪本人都厌恶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在庐山上出手打击张春桥，最后林彪还以出走的方式与毛泽东和平分手。这怎么都不能说“人民军队忠于党”。事实上，正是军队的主导力量在毛泽东死后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充分证明军队并非忠于毛泽东，而是与毛泽东分道扬镳，最终唾弃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笔者相信如果林彪学会邓小平那般隐忍，也许就不会发生“九一三事件”，那么在毛泽东死后也一定能够采取措施搞掉江青等文革极左派，从而改弦更张，至少不会再走毛泽东的文革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