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史》（八）

吴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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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早在16世纪就在法国兴起，从路德的思想中得到巨大的动力。但立即受到迫害，尽管弗兰西斯一世相对说来还算宽容，他的姐姐纳瓦雷的马格丽特是新教的重要保护者。随着胡格诺派人数增多，迫害也更厉害。但到1559 年，人数多到可以召开全国会议，建立一个信奉加尔文教义的教会和长老制的统治。胡格诺派能战胜强敌，主要原因之一是内部团结。后来他们遭到残酷迫害，无疑是因为他们组织有效，对国王形成一种无形的政治威胁。教皇保罗三世就为新教徒遭受如此残酷对待而对弗兰西斯一世大发雷霆。

克莱芒，马罗为《诗篇》的法译本谱写的音乐大大推动法国的宗教改革事业，作用大于任何其他东西，因为圣经的俗语散文翻译在法国并不突出，而且，诗歌仍比散文受欢迎，哪怕是最不相干的题材；这倒是符合人文主义精神的。

法国新教的音乐深受它的领袖的精神影响，情形令人想起路德对德国新教音乐作用。约翰。加尔文《 1509-1564 年》对音乐不太友好，他和教会神父一样，认为“音乐用得恰当，可以提供休息，但也会使人追求感官享受。应该谨防音乐使我们放松警惕、骄奢淫逸，或者使我们寻欢作乐、萎靡不振”。这不就是圣奥古斯丁和圣格里高利的精神吗？正是这种严峻的虔诚和真切的信念，尽管铁面无情，迷住了意大利几百年。但也是这种精神妨碍意大利参加哥特世界的丰富的音乐发展。加尔文教义的严酷导致人们的谴责，随着时间流逝，许多教义变得温和，连诞生于加尔文的著作和信仰的那些教会也不再完全信奉他的观点了。但是，他的热忱是不能怀疑的，他的体系在基督教思想史上有巨大的价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信奉加尔文主义的那些国家，在苏格兰，约翰-诺克斯把加尔文主义传到那里，在荷兰和瑞士的一些地方，在新英格兰的几个州里，这些教义成为生活的必需部分后，就没有很好的音乐。但在胡格诺派依然是少数的法国，在清教徒不得不放弃领导的英国，情况就不同了。路德派的伟大的音乐文化总是同英国的部分地区、威尔斯、苏格兰以及瑞土、德国的某些地方对待音乐的严肃得近乎敌视的态度形成奇怪的对比。人们对音乐的爱好是不可能摧毁、不可能扼杀的，这一事实有所有这些国家的美丽的民歌为证，连最不善表达的苏格兰人也产生了大量民歌<：D不过，他们的艺术音乐要么落后于周围的邻国，要么根本没有发展。P269

西班牙形成统一国家的时间较晚，在15世纪，它是天主教世界最中古化、最天主教化的国家。它同邻国的伊斯兰教的对比随时提醒他们要保持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更高度的警惕和统一。十字军攻打格拉纳达重新点燃热情之火。直到 1492 年把摩尔人赶出后，一直孤立的西班牙教会才加入欧洲的大本营。西班牙教会是全国性教会，从骨子里绝对天主教化，受文艺复兴的影响很小，宗教改革运动几乎没有触及它。同伊斯兰的斗争、纯粹的道德和经院主义准则、模范的组织、笼罩一切的神秘主义和孤立的地位，保持了中世纪教会的巨大力量。随后来了具有骑士风度、耀武扬威的哈布斯堡王族，把这个伊比利亚半岛提高为世界强国，但它的勃勃雄心依旧充满了天主教激情。这片土地和气氛为教廷提供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政治权力，体现在查理五世、腓力二世和推动天主教决策的动力洛约拉的伊纳爵身上。西班牙民族主义融化在罗马的普世主义中，产生反宗教改革的种种理想。正因为如此，西班牙文化离不开教会；只有通过西班牙教堂的大门才能进入西班牙的文学艺术。

西班牙的种族十分混杂，有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巴斯克人、哥特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致使西班牙的民族文化具有某种异国情调，不同于其他罗曼语系的国家。他们的激情战胜意志，也许可以解释何以西班牙性格中有残酷，何以强行设立宗教审判所，何以把斗牛视为隆重的仪典。西班牙人的禁欲主义、对传统的恪守和崇拜、催眠似地事奉教会的毅力，以及几百年来在同阿拉伯人的斗争中被镇压的、被群山迭起的卡斯蒂利亚的酷烈气候磨炼的心灵，这一切造就了一个难以描绘的文化。

对传统的坚定信仰和封建骑士制度给这个民族打下的贵族烙印，产生了对形式有一种高傲的奢丽的贵族感觉，言语华贵，诗意盎然，修辞能力特强，这一切都体现在西班牙艺术的每一种形式中。1492 年进入西班牙的摩尔人的文化十分重要，必须考虑在内。东方印象固然不可忽视，但也不可能把它当作西班牙文化的根基。除了无可否认的东方的爱装饰的倾向以外，西班牙人素来偏爱写实，而写实恰恰是装饰的对立面。赤裸裸、朴实无华的自然主义，不加任何幻想，是典型的西班牙风格，不见于其他罗曼语民族的气质中。

西班牙和德国一样远离古典艺术、远离纯净的文艺复兴。西班牙艺术在巴洛克时期达到成熟，晚期哥特风格直接进入巴洛克，不用强有力的文艺复兴作中介。再引用一遍米什莱的话，文艺复兴是“人的发现”，但与其说是发现了人的精神，不如说是发现了人的精神的栖息所。巴洛克找到了人的心灵，发现它原来是一颗受苦的心灵。文艺复兴的人含笑谈“生”( vivamus)，巴洛克人谈“死之时”(momentomori)。这些字在谁说来都没有西班牙人那么刻骨铭心。永远不可知的来世吸引着伊比利安人，想到命运，他们不寒而栗。意大利人的心情就大不相同。意大利人的圣徒都是自由而友善的，熟悉人世，知道并欣赏尘世的快乐。这些民族性足以解释何以意大利注定要当文艺复兴的旗手，而把一切都笼罩在教会气氛之下的西班牙留给幻想的、情感的、丰碑式的巴洛克世界。P272

这些作曲家中杰出的一个是米格尔，德·福恩拉纳。他所作的《奥菲尼卡里拉》（1554 年）不仅显示了《大师》一书以后的巨大技术进步，而且掌握了当时可谓绝无仅有的真正的器乐性技巧。福恩拉纳的幻想曲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器乐大师的表现，不仅熟谙比韦拉琴的种种技巧奥秘，还创造大胆而富有表情的音乐，用一种最完美地发挥比韦拉性能的风格。这些作品毫无同时代人作的那种“实用音乐”味道。这类作品通常附有副标题，建议该乐曲“适合歌唱或演奏”，但是对于用如此高明的器乐风格写作的乐曲来说，毫无意义。专供比韦拉用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埃斯特班。达扎写的，出版于1576 年。此后，比韦拉这件贵族乐器开始普及，最后又被吉他所代替。①p274

现代欧洲的许多主导思想都源自英国，这已是众口一词的事实。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个人自由——最早在英国得到承认。英国的治国之术和社会进步为全世界所赞慕。但齐声赞扬英国这些优点的人，在否定英国的艺术创造性方面也是异口同声的。；

艺术贫瘠说同现代商业世界化的性质倒并不抵触。以音乐为例，艺术贫瘠说的确在近几百年里得到证实。职业必须服务教会和国家的利益，产生一个经济信条：建立“一个由个体的人组成的社会，他们以工作为宗教和道德服务，知道自己认真从事诚实的职业就是为教会和国家作最大的贡献。这的确就是新教努力灌输给英国人民的理想，而且卓有成效，以致到 17世纪初已几乎没有人反对他们的教导”①。寻找金子和新的地域进行殖民，英国工业的成长，安特卫普失去霸主地位后英国商业的惊人发展，同地中海和巴尔干国家的积极交流，这一切都加强了政治体制，给英国人灌输骄傲，灌输他们以领导现代世界为己任的信心。从实用主义的地理书，从商人和海员的账目中，产生一大批受中产阶级启发并投其所好的作品。对于这种立场的反应很快就表现在文学艺术中，19世纪欧洲的历史学家和音乐家所能找到的全是痛斥艺术的檄文，都铎时代以后的音乐和音乐作品出现大萧条。英国音乐家不去探索自己的音乐文化的巨大财富，反而助长世界对他们的音乐产生不公正看法的形

成。他们忘记了——

当年温雅的古布立吞人

把种种经历写成诗篇，

最早用自己的母语押韵，

随着琴声歌唱这些诗篇。P281

著名的伯尔尼博士称此曲“很不规范”，可是他忘记了，即兴而成此复调歌曲，足以证明一个音乐文化之出色。这是一首刚毅的乐曲，当然不能从伯尔尼那么一个18世纪的“通奏低音人”的角度来看。这首阿让库尔歌再一次提醒人们凯尔特人和盎格鲁砷馓克逊人的音乐潜力，自从不信神的古代以来一直沉睡着，但在前几个世纪里起来反抗罗马旋律( cantusRomanus)而创造了复调的音乐潜力，“用尽全世界的圣水”也冲不掉的音乐潜力，重新出现在这些歌里。只消看一眼这首阿让库尔歌的音乐①，便足以说服我们；英语歌词的遣词造句极其自然，音乐从容地跟随歌词，拉丁语的作诗法被旋律置之脑后，旋律塑造密切配合歌曲的其余部分。民歌这个自从不信神的古代留传下来的遗产征服了国王和教皇，渗入音乐的每一个领域。P282

废除仪式和庆典、宗教画像和雕塑、艺术性的复调音乐，否定面包和酒变成耶稣的身体和血的变体论，这一切顿时削弱群众的敬畏心理，因为人的头脑离不了符号。只有毫无审美感的人才会否认绘画、雕塑、音乐、诗歌的宗教价值，然而，英国这场运动的领袖们却反对宗教利用这些艺术。他们这么做，一半是由于没有注意到自己身上也有艺术冲动，一半是因为求自治、求摆脱理性枷锁的强烈政治愿望盖过了他们对艺术的爱好，在他们的心目中，艺术同“教廷的虚荣浮夸”难解难分。P290

据档案记载，伯德是林肯大教堂的管风琴师，几年后，他宣誓加入皇家圣堂，在那里遇见塔利斯，两人结为知己。除了莎士比亚，伯德无疑是英国文艺复兴最显赫的人物，巍然屹立于同时代众人之上。讨论他时，只能把他与音乐“王子”帕莱斯特里那和拉絮斯相比，也的确有人把他叫做英国的帕莱斯特里那。但如果需要给他找一个教父的话，恐怕把他叫做英国的拉絮斯更为恰当，因为他和拉絮斯这位伟大的尼德兰人一样，写哪一类音乐都得心应手，虽然教堂音乐最适合他的天性。伯德终生信奉天主教，这足以解释何以他写的教堂音乐，．不论为拉丁礼仪用或是为英国礼仪用，都有一种超脱尘世的感觉。他照顾公众的趣味和时代的趋向，但从不像大多数同行那样迁就罢花一现的时尚。天性保守的他喜欢保留音乐材料的一切可用之处，以备不时之需。他利用的素材和其他音乐家一样，但他有超人的诗才，往往把一文不值的碎石化为价值连城的宝石。如果素材是宝石，他能使宝石发出更灿烂的光辉。他写的弥撒曲庄重肃穆，反映古典拉丁复调的永生奥秘，他写的英语礼拜乐赞美耶和华的语调之高尚而富人情味，应视为新教教堂音乐的典范，可惜当时没一个英国新教音乐家接近它。幸亏伊丽莎白女王爱好艺术，这位政治上绝对忠诚的伟大作曲家的才能没有因信仰而遭到太大麻烦，虽然有过一些小小的不快。相反，音乐家和赞助入一致承认他是最伟大的作曲家。P298

文艺复兴音乐理论为一个新的综合音乐体系奠基，这个体系总的说来仍是我们今天音乐的基础。它与中世纪的种种音乐体系彻底决裂。中世纪音乐理论是恩辨性的、象征性的，充满了波伊提乌传授的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古老传统。只要回想一下“天乐”的体系有多复杂就够了。文艺复兴所阐述的由物理学界定、由数学记录的体系，同中世纪的概念截然对立。音乐领域中的哲学和理论变化不过是几乎同时发生的从象征的思辨性占星术变为物理天文学的必然结果。但是，尼德兰音乐传统所继承的中世纪精神的最后残迹依旧十分有力，意大利人虽力图摆脱北欧的日耳曼影响，但进展缓慢。在以蒙特威尔第开始的近代到来之前，还要经过一场延续数十年之久的争取音乐自治的斗争。由于法兰西一佛兰德斯和意大利一佛兰德斯的伟大传统的捍卫者中有一些无可匹敌的学者和音乐家，所以斗争更加艰苦。这些人浸透了人文主义的精神，不过他们处于以伊拉斯谟为最典型、最出色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巨大浪潮的末尾。充满希望的复兴时期过去了，黄金时期到来的信念幻灭了。文人们害怕伟大传统会烟消云散，便和年老的伊拉斯谟一样，转而歌颂过去。这一群学者中最卓著的是海因里希·洛里斯（1488-1563 年），又称格拉雷安，格拉雷安的；字更出名，得自他的故乡瑞士的格拉雷安省。这位深刻而博学的智者是马克西米连大帝册封的桂冠诗人，巴塞尔的拉丁语、希腊语、历史和文学教师，在音乐方面尤其杰出。他的主要著作《十二调式论》（1 547 年）特别宝贵，详尽论述了法兰西一佛兰德斯乐派的复杂的复调作曲法。在格拉雷安心目中，若斯坎·德普雷代表古典人文主义精神的实现，是崇高的形式、自然的庄严和部分与细节的和谐平衡等种种理想的绝对体现。当他宣布“这是尽善尽美的艺术，不能有所增添”时，倒不是附和初露端倪的巴洛克的反对者。他只是相信，给合唱复调的可喜风格“增添任何东西”，会改变复调的横向走势和和声的纵向走势之间的平衡，在合唱复调的领域内，每一个声部都不超越其自然音域。事实也真是这样，随着帕莱斯特里那及其同时代人间世，线性复调开始明确接受和弦组织的规律，p305

吴砺

2021.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