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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名家文集汇刊》主持人严云绶江小角访谈
-------------------------------------------------------------------------------- 2005-02-02 14:17 中安网
新安晚报2月2日讯 ◆编者按
“漫话‘桐城派’”专栏近日在本版陆续刊发后,受到了许多读者的欢迎。不少读者纷纷来电来函表示,“桐城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是厚重安徽地域文明的一个突出亮点,是所有安徽人引以为傲的宝贵财富;本版刊发的这组系列文章,以“桐城派”主要代表人物为“经”,以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为“纬”,对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进行了推介和弘扬,非常值得称道。
据了解,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耗资近10亿元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已于2002年8月正式启动,其中的子项目———《桐城派名家文集汇刊》也已于去年底立项展开。众多专家学者将从1200多位“桐城派”作家、2000多种著作以及上亿字的资料中,遴选出几十位重要代表作家,并对其诗集、文集进行点校和整理,以完成这一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文化工程。
近日,本报记者专程采访了《桐城派名家文集汇刊》的项目负责人严云绶、江小角两位先生,就如何公正解读“桐城派”以及《桐城派名家文集汇刊》的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了访谈。
严云绶:1937年出生于桐城。曾任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副校长、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等职。在古代文论及文学理论等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并发表了多篇论文。
本报记者:严先生,您好。本报近日陆续刊发了“漫话‘桐城派’”系列文章,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桐城派”无疑是清代文学史上时间最长、地域最广、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散文创作流派,不过令我们感到好奇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为什么会偏偏发源于安徽的桐城?
严云绶:“桐城派”之所以会发源于桐城,这和桐城拥有厚重的历史积淀与悠久的文化传统有着很大的关系。咸丰八年,“桐城派”名家方东树的弟子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序》中,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他认为桐城地区“及明三百年,科第、仕官、名臣、循吏、忠节、儒林,彪炳史志者,不可胜数……郁之文,积之厚,斯文之畅。逮于我朝,人文遂为海内宗,理势然也。”方宗诚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桐城山多地少,一般人家孩子的出路就是读书,而读书的人多了,写文章的人多了,又很容易抱成团,形成一个群体,同时这也为杰出天才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桐城还是一个非常讲究文化传承的地方。这种传承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类:一是家传。如一些世代书香门第,或是一些在仕途上较有影响的家庭,他们都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包括道德上的和文化上的熏陶;二是师徒传承。比如在姚鼐门下,就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弟子;三是清代桐城私塾较多,这里面也培养出了一批作家;四是那时文学批评的氛围很好,文化人之间通过相互切磋,取长补短,也大大提高了写作的水平。
本报记者:“桐城派”在有清一代勃然兴起,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吗?
严云绶:我认为,从散文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无疑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到了清代,文坛上已经出现了“复兴散文”的要求。
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又称“古文”)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秦汉时期,这期间涌现出诸子散文和诗传文学。第二个高峰期是唐宋时期,这期间涌现出了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散文到元代衰落了,不过到了明代,一些读书人又提出要“振作古文”,要向秦汉学习,但由于未能处理好学习与摹仿的关系,致使“振作古文”的目的并没能真正地实现。第三个高峰期就是在清代了,“桐城派”的出现即为明证。
本报记者:严先生,“桐城派”最终实现了“振作古文”的愿望,并且还使得古文的创作更具创造性、兼容性与适应性。请问“振作古文”中的“古文”,究竟是什么含义呢?
严云绶:所谓“古文”,如果从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领域来看,又有着不同的含义。它可以指“古文字”,如甲骨文;也可以指“与现代汉语相对立的古代汉语”;还可以指“金学”上的一种概念。不过“桐城派”所要“振作”的“古文”,指的则是一种文体,是一种用文言文写作的散体文,它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骈体文是相互对立的。
清代延袭了明代的体制,以八股文开科取士。“桐城派”的众多作家,个个都能写得一手漂亮的八股文。然而八股文主要还是用来应付考试的,总是写八股文,并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所以那时的读书人,平时也多写些散体文。因此“桐城派”大力提倡“古文”,也就顺应了当时文坛上的需要。
本报记者:您能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一下“桐城派”的历史功绩吗?
严云绶:大概有这么两点吧,一是“桐城派”作家在创作的同时,大多都能自觉地进行文学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发展了中国古典散文理论;二是从语言上来看,正如胡适后来所说的那样,“桐城派”把文章给做通顺了。
本报记者:就像“桐城派”的兴起一样,它的衰落是不是也有其必然性呢?
严云绶:那是当然的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桐城派”逐渐丧失了自己生存的土壤,而“白话文”的兴起,则让“桐城派”所使用的工具———文言文,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本报记者:您是否主张现代人也应多学些文言文,包括“桐城派”的那些文章呢?
严云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割断自己的文化传承。作为“龙的传人”,我认为还是应该读一些文言文。不过,我并不主张孩子们从小就“读经”,我认为比较合适的做法,应是从教科书中选读一些经典的文言文,毕竟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了,对研究者来说,文言文是肯定要读的,而且还要好好地读。
本报记者:严先生,您能谈谈《桐城派名家文集汇刊》项目的进展情况吗?
严云绶:“桐城派”是安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桐城派”的资料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的、系统的整理。《桐城派名家文集汇刊》项目自去年9月立项后,我们已经成立了由14位专家学者组成的课题组,这些专家学者分别来自省社科院、安徽大学、安庆师范学院和省“桐城派研究会”。课题组现已确定选编30位“桐城派”作家的诗文集,其中因为方苞等9位作家的诗文集此前已有人整理,这次主要是搜寻遗漏在外的诗文,另外21位作家的诗文集,则必须进行认真的整理。估计最终整理出来的诗文集,总字数将在1千万字左右,整个项目将于2007年年底以前全部完成。
江小角:1963年出生于桐城,1987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系。现任桐城市图书馆馆长、“桐城派研究会”副秘书长。长期从事“桐城派”研究,有多种相关论著问世。
本报记者:江先生,您好。记得您曾经说过,目前是“桐城派”研究的“关键时期”,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
江小角: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事实也正是如此。假如我们不能抓住眼前的机遇,就很可能会滞后对“桐城派”的研究。谈到所谓的“机遇”,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是国家正投入巨资纂修清史,而“执清代文化之牛耳”的“桐城派”是清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清代社会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桐城派”的历史作用理应得到高度重视;二是此次纂修清史,给研究者带来了一次重新审视“桐城派”的机会,目前《桐城派名家文集汇刊》已经立项,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将项目保质保量地完成好,以为学界重新评判“桐城派”提供第一手的资料;三是此次清史纂修和《桐城派名家文集汇刊》项目的启动,也有助于扩大对“桐城派”的宣传,让更多的人都来关注这朵植根于安徽大地上的文化奇葩。
本报记者:自上世纪初以来,“桐城派”研究经过了哪些阶段?
江小角: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的前20年,其特点是承续了清代中叶以来对“桐城派”的批评,彻底否定“桐城派”。这其中攻势最为猛烈的,当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两个安徽人———陈独秀和胡适,与前人的批评有所不同的是,他们不仅仅是在文学的范畴内对“桐城派”进行抨击,而且还剑走偏峰,对整个“桐城派”予以全面批判和全盘否定。陈独秀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先驱此举的目的,是希望借机动摇古文的正宗地位,推行“白话文”,这虽然在当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但由于在对待具体事物时缺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其负面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其特点是理性估价了“桐城派”的历史地位,并初步建立起了“桐城派”研究的学术范式。不过随着“文革”的爆发,刚刚兴起的“桐城派”研究便又受到冲击,“桐城派”也被视作一个反动的儒家学派遭到批判,这就根本谈不上还有什么严谨的学术研究了。第三个阶段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文化界的拨乱反正和实事求是精神的发扬,“桐城派”研究逐步走上了正轨。
本报记者:江先生,目前在“桐城派”研究中,还存在着哪些薄弱环节呢?
江小角:我认为,你所说的薄弱环节大概体现在这四个方面吧,一是研究的面还过窄;二是研究的深度还不够;三是宏观审视还有待加强;四是研究资金的投入还不足。这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制约了“桐城派”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也使得“桐城派”研究与省内外其他地域文化研究相比,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本报记者:“桐城派”研究,究竟有着哪些现实的意义呢?
江小角:“桐城派”是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安徽文化的发展进程,它是凝聚安徽六千万人发展和进步的文化动力之一;同时,“桐城派”研究也是安徽打造“文化大省”的需要,“桐城派”代表人物所提出了许多思想和主张,比如“民本”的观点、“经世致用”的观点等等,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本报记者:作为一位长期从事“桐城派”研究的学者,今后“桐城派”研究还应该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江小角:我想今后主要应从这么几个方面进行新的尝试:一是不仅要从文学理论上研究“桐城派”,还应该从历史学、社会学、地域文化以及宗族文化等方面,对其进行重新审视,以便更好地把握住“桐城派”的内在实质;二是不仅要关注宏观领域,还要关注微观领域,要从一个个点上入手,将研究基础做扎实;三是不仅要对“桐城派”的重要作家、重要作品进行研究,还要研究不太重要的作家以及重要作家的不太重要的作品,以便考察整个“桐城派”作家群,梳理清楚“桐城派”文学理论发展的完整脉络;四是要加强宣传,扩大影响,以争取到更多研究资金的投入。 编辑: 黄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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