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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风昌盛,人杰地灵。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安徽诞生了许多修志名家,在中国志坛上留下了深深的“皖军”印迹。粗略统计,这些修志名家,多为政界人物从政时主修方志,少数为文化人参与修志,均为饱学之士,不少在哲学、文学、史学方面有重要创造,如施闰章、方苞、姚鼐在诗文方面,戴震在哲学和考据学方面,均为当世国内一流大家,在修志理论和实践均有建树。此外,有些官员将从政、治学和修志有机结合,成就了生前事生后名,如罗愿等。以下分列自宋以来修志名家14人的修志事迹简介。
【程大昌】( 1123—1195) 休宁人,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进士,任泉州、明州知州,代理吏部尚书。一生学术著作甚多,其《易原》、《禹贡论》、《诗论》、《考古篇》等均被《四库全书》收录。同时喜地理、方志之学,历经数年编撰成《雍录》一书。“雍”指陕西一带,为古九州之一。《雍录》一书共10卷,用图和说记载了周、秦、汉、隋、唐五代建都西安,及该地域的地情。包括雍、关中、三辅的位置,皇宫内苑,翰林院,用兵攻取守避要地,雍地郡县,职官,军制,庙陵,寺观等等。该书每记一事必精究原委,以渭水为泾,绘周至唐五代的都地,观之了如指掌。有图有说,一目了然,洞源流,审得失。《雍录》流传后世,并获得很高评价。《四库全书》称该书“搜罗既富,辨证亦详,在舆记之中固为最善之本也。”
【罗 愿】(1136—1184) 歙县人,宋乾道二年(1166年)进士,官至鄂州知州,政绩卓著。其编纂的《新安志》是安徽流传下来的惟一一部宋代志书,为南宋定型方志的典型代表。新安为徽州古称。《新安志》记叙时间上至远古,下至宋淳熙二年,统合古今,详今略古,叙述简括,考证精细,物产详细记载,提高了方志经世致用的价值。罗愿对志书的编纂颇有研究。他说:记山川道里是为了知道险易而不忘防务;记录丁口田亩,为了防止偷漏税赋;记录贡物产,为了百姓的利益,至于州土沿革,吏治得失,风俗纯否,人才多少,必须记入志书。他反对志书只抄取统计数据,把方志简单地变成资料汇抄,主张志书为著述之书,编纂者必须学问渊博,用自己的观点对资料进行选择、考证,然后编纂。《新安志》无论是体例和内容都广为后人称赞,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称“范氏之《吴郡志》,罗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
【柳 瑛】 明正统、弘治(1436—1505年)间临淮(今凤阳县东)人,天顺二年(1458年)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佥事。其著述除《皇明大礼》外,一生致力于《中都志》的编纂,前后花了30年时间,六易其稿,弘治元年(1488年)刻版行世。《中都志》共10卷,主要记载凤阳府及所属4州14县的情况,全面反映了明初营建中都城和后来罢建及破坏情况,汇编了大量明初凤阳府的历史名臣、名人及碑刻。选材精当,叙述评论,严肃谨慎,恰如其份,是明朝前期留下的一部有价值的志书,今藏浙江天一阁。
【施闰章】(1618—1683) 宣城人,清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官刑部主事,山东学政、江西参议,翰林院侍讲、侍读。诗号“宣城体”,与宋琬齐名,时称“南施北宋”,有《矩斋杂记》、《学余堂诗文集》、《青原志略补辑》等著作传世。提督山东学政时,施闰章编纂辑定了《登州府志》。序言中他认为修志非常必要:天下的土地、人事能够被史官知道的很少,而史官闻知能够笔于书的又少,把一地散见于各书的情况编纂成书就更少。志与史不同,不可不存。《登州府志》共22卷39门,与宋琬的《永平府志》并称清初才士杰作。此外,施闰章自撰了《泰水志》、《阁皂山志》,还与桐城人方以智等合纂《青原山志》,并主修了《袁州府志》、《临江府志》,为《嵩山志》、《新泰志》、《庐陵县志》、《安福县志》等作序。
【赵吉士】(1628—1706) 休宁人,清顺治八年(1651年)举人,任山西交城知县、户部主事、会典馆纂修、图子临学正。著述有《万青阁全集》、《林卧遥集》、《续表忠记》。 他少时即关心方志,收集家乡徽州历代人文资料。康熙三十年间徽州府修志,赵吉士在京都任上协助编纂,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徽州府志》成书刊行。该志共18卷,以9个专志为纲,层次分明。记叙方法以府志为经,以邑志为纬,删繁就简。内容尤详明嘉靖以后的人和事。赵吉士强调,修志务必真实,众目未见,众耳未闻者,宁缺勿载;志中人物事迹,尤其要精严可信。
【方 苞】(1668—1749)[color=red] 清桐城人[/color],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举人,康熙五十年因受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因为该书作序)下狱二年,经大学士李光地举荐,入直南书房,为清帝编校《御制乐律》、《算法》等书。康熙六十一年任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十年(1732年)升侍讲学士,后任《大清一统志》总裁、《皇清文颖》副总裁。乾隆元年(1736年)任《三礼义疏》副总裁、礼部右侍郎,文颖馆、经史馆、三礼馆总裁。方苞长期从事钦定书籍的编辑工作,为“桐城文派”的创始人,有《望溪文集》18卷等众多著述传世,其文稿后人汇编为《方望溪先生全集》。方苞对方志学非常有研究,为使《大清一统志》志稿进一步完善,针对稿中问题,力主修志务必体例一致,反复校勘,由博返约,以简明为贵,以冗杂为戒。志书要纵观整体。避免各府、州志间“犬牙相抵”。志书出于众手,只有统一体例,符合规范,才能融为一体,否则如同“农之无田半也”(见《望溪先生文集》“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文中所言修志思想,今人仍可借鉴。
【方式济】(1676—1717) [color=red]桐城人[/color],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官内阁中书。戴名世《南山集》案发后,桐城戴氏、方氏全族受株连,或下狱或戍边者数百人之多。方式济随父被发配到黑龙江卜奎(今齐齐哈尔),他看到白山黑水间自古地理历史不确,多为传闻,当朝撰写史志者也没有身临其境的。方式济立志纠正史志的错误,他考核古迹,辩证源流,探诸风物,数年后撰写成《龙沙纪略》。全书9大门类,详尽地记载了黑龙江地区的历史沿革、名山大川、民族分布,物产贡赋等,其所载黑龙江水系各支流,多数《盛京通志》都未记载。《龙沙纪略》记载边疆的物产、边界,向为史志界和外交界所重视,《四库全书总目》称赞该志:“多《盛京通志》所未载,固志舆图者所必考。”乾隆年间杨复吉《昭代丛书》认为:“足与其曾祖方拱乾的《绝域纪略》媲美”。
【方学成】清雍正乾隆年间(1723—1795年)旌德人,乾隆元年(1736年)任夏津县知县。在夏津任职期间,倡导主修《夏津县志》,在方志理论方面有诸多阐述。他认为修志事关重大。“于政治为尤关者也”。方志有两种作用,一是记录“古今言行得失”,二是起借鉴作用,为改革政治提供依据。关于志书编纂必须讲究质量,批评夏津明嘉靖志“颇为简尽”,而清康熙两志“错误甚多,缺略更多”,是因为编修者“或因陋就简”,“或刻期以速成”造成的。认为这样修志“虽修犹修也”。为了保证志书质量,他提出了“勿遗、勿滥、勿隐、勿饰”八字诀,对资料须勿遗、勿滥,对人和事须勿隐、勿饰,做到秉笔直书。篇目拟订,提出纲详目清,题名合理。方学成虽是封建官吏,但其主修的《夏津县志前编》能对贪官污吏予以讥讽,对苛政流露哀怨,对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等的生平予以彰扬,是难能可贵的。其除主修县志外,另有《勘荒》一书传世。
【戴 震】(1723—1777) 休宁人。41岁中举,51岁被推荐入馆参加编修《四库全书》,53岁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清代因文字狱,文人慎言,以致考据成风,戴震是乾嘉间皖派的代表人物。他在考据学和经学研究结合方面有独到见解和治学方法,卓有成就,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对于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更是成就巨大。戴震与章学诚在方志理论上观点不同,戴震是地理学派(又称考据学派)的代表,主张以考据研究地理的方法运用于方志编纂,即以水系辨山脉,以山川形势考察郡县建置和地理沿革(章学诚为史志学派的代表,主张“志为史体”、“志乃一方之全史”)。他先后修成《汾州府志》、《水地记》等方志。
【姚 鼐】(1731—1815) [color=red]桐城人[/color]。出生于官宦世家, 31岁举进士,先后任庶吉士、礼部主事、山东和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刑部郎中,《四库全书》馆纂修官。44岁辞官,历任扬州梅花、安庆敬敷、苏州紫阳、江宁钟山等书院讲学,积40余年,致力于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著有《春秋三传补注》、《九经说》、《老子章义》、《庄子章义》、《古文辞类纂》、《惜抱轩文集》等,另撰《五七言今体诗抄》20卷,是桐城文派的代表人物。姚鼐80高龄纂修《江宁府志》,皓首苍髯,跋山涉水,不辞劳苦,至江宁寻访耆旧,去句容考察商业,赴六合考订沿革,到高淳采访赋税,往江浦网搜艺文,奔上元踏勘古迹,走溧水核实资料,足迹遍布江宁七县。资料采集完后,又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缩写,嘉庆十六年七月成书。《江宁府志》改造了清初门目体形式,列56卷,设卷首和18门,门下列细目记之,叙事简核详备。姚鼐自序:“自宋、元、明旧志讹谬亦多,必得疏证其是非矣。”于是他“广搜博采,分类纂修,缺者补之,讹者正之,谬乱者削之。”除《江宁府志》外,他还与孙星衍合作纂修了《庐江府志》及《六安州志》。姚鼐把修志事业视为著述之大业,将学术研究与修志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大大提高了方志的学术价值。
【吴汝纶】(1840—1903)[color=red] 桐城人[/color],清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先后参佐曾国藩、李鸿章之幕府,任过深州、冀州知州,曾受聘为保定莲池书院山长、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晚年从事古文的写作,成为桐城派后期的大师。为发展近代教育事业,他创办了新式学堂——桐城中学堂。一生著述丰富,有《桐城吴先生全书》刊世。在深州时他撰写《深州风土记》22卷,方志学家瞿宣颖、黎锦熙对此书十分推崇,梁启超也大加赞赏,均认为是近代方志不可多得的佳本。编纂过程中,他拟订了《采访志书条例》十六则,从而使这部志书“一洗敝图方志陈陈相因之故习,字字有体,篇篇成文”。《条例》包括:采书目、采本境名贤著述、采诗书,采石碑刻、采旧志、采邻境志书、考村庄道里、采河道迁徙、采民间习俗、采物产货殖、采族姓迁流所自、考核舆图、采方言、采人物、采旧事、采古迹。其实地采访的严谨态度值得今人借鉴。
【许承尧】(1874—1946) 歙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兼图史馆协修。辛亥革命后任甘凉道尹,后回乡致力于乡邦文献整理工作。民国21年(1933年)任《歙县志》总编纂。他认为“志乃史裁,因时而作。务求真实详赡,以存陈迹”。民国25年书成。《歙县志》16卷,内容庞博,收载较全,特别采用近代科学方法实地测绘,制作图表,较为精确。收入的徽州经济史料较多,对研究近代徽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除《歙县志》外,许承尧还利用地方掌故,编成了《歙故》、《歙事闲谈》,并纂有《歙志补》,《西干志》等。一生收集书帖古籍颇丰,逝世前,嘱亲属将其捐给安徽省博物馆。
【李则纲】(1892—1977) [color=red]桐城人[/color]。民国8年(1919年),入武昌高等师范读书。民国16年(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考试委员会秘书,后在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安徽大学、安徽学院任讲师或教授。抗日战争中,任安徽省抗日动员委员会和战时文化事业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安徽省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史料征集委员会委员、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安徽学院教务长兼史地系主任。共和国成立后,任民盟安徽省副主任,民盟中央候补委员,安徽省文化局副局长、历史博物馆馆长、图书馆副馆长、文史馆副馆长等职。李则纲著有《史学通论》、《始祖的诞生与图腾》、《革命大事年表》、《史学语丝》、《近代欧洲文艺》等著作。在方志方面,他于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在逆境中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时三年编写成50多万字的《安徽历史述要》,是安徽省一部完整的地方通志。这部著作,对于社会主义第一届地方志编纂,尤其是通合安徽人事的古今,把握安徽古代、近代的重大事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李则纲对方志事业的卓越贡献。
【刘光禄】(1933—1984) 萧县人。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留校任教。1981年后担任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秘书长,全国旧志整理工作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志顾问。 1978年~1984年间,共撰写方志学论文和专著近60万字,《中国方志学概要》是其代表作。此书共分概论、方志发展史略,方志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旧志的整理和利用、方志的编纂以及社、镇志和厂矿志的编写六章。董一博称赞此书“独具特色”。某些方面填补了旧中国方志学著作的一些空白,使人耳目一新。”他和胡惠秋编著的《方志学》讲座,在《中国地方志通讯》和《中国地方志》上连载,为第一届地方志的初修者进行了方志知识的普及,他与李明合著的《县志编修探微》是方志理论和修志实践结合的产物,对初期的志书编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了指导首届志书的编修,他审读了全国数十个县的县志篇目和初稿。1983年公开出版的《如东县志》(全国首届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新县志)是他最早参与实践的新编县志。
桐城的修志专家可谓名亘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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